一. 有关联省自治
1. 漫谈联省自治与统一中国
中国在清末民初时期勃兴的联邦政治思潮，和在二十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，今代中国人民（包括政治领导者）知道的已不多，知道的也常误解为在军阀时期，给武人割据各省，拥兵自保的藉口。笔者在海外学术会曾为文讨论联省自治，在讨论会上，不免连带的谈论到今日中国面对着的统一问题。兹拉杂的谈谈下列几点：
（一）统一不是集权，
（二）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，
（三）两种政治观念的冲突，
（四）地方自治的必要，
（五）切莫误用民族主义。
(1). 统一不是集权
二十世纪的中国，自袁世凯逝世后，除了抗日战争的一段时期外，一直至今陷于分裂的局面。二十世纪初期，陈炯明曾对美国教授杜威说：
“中国所有的问题，归根到底是『真统一』的问题”。日后炯明在所着《中国统一刍议》书中，解释这『真统一』的意义：统一乃立国问题，而非息争问题也。南北媾和，或各省拥护中央，不能谓之『真统一』。真的意义，乃民国统一，必建筑于真共和基础上是也。申言之，中国有共和，乃有『真统一』换句话说，『真统一』是建设现代化民主国家的问题，不是改换朝代，继续集权于中央的问题。
(2).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
陈炯明的政治主张在《建设方略》和《中国统一刍议》二书中有完整的表述。他认为“古今万国不外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。大抵国小民寡，集权之制容或可行，否则无不用分权制者。美之合众，德之联邦，皆分权制。英之帝国，其属地如澳洲，加拿大等皆完全自治，实为分权之尤”。他认为中国广土众民，只能实行分权自治，才可养成“民治精神”，建设民主。陈炯明批评当时北方的北洋军阀和南方的国民党：
“民国主权，在民而不在军，尤不在党，此理甚明，何以南北当局，死而不悟，非缺乏政治常识，即属倒行逆施。故北方现状(民国以来皆然)成为军权无限下的官僚政治；南方现状成为党权无限下的暴民政治。一丘之貉，无所轩轾。”孙中山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、训政、宪政三个时期。孙中山说：
“我们建立民国，主权在民，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，帝民之说，由此而来。这四万万皇帝，一来幼稚，二来不能亲政。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，拯救的皇帝于水火之中，保卫而训育之，则民国的根基巩固，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。”也就是说，人民是“无知可怜”的幼儿，而国民党是保姆，负责保卫和训育人民。而陈炯明则反对此说，他说：
“训政之说，尤为失当。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，不图党人袭而用之，以临吾民。试问政为何物？尚待于训耶！民主政治，以人民自治为极则，人民不能自治，或不予以自治机会，专靠官僚为之代治，并且为之教训，此种官僚政治，文告政治，中国行之数千年，而未有长足之进步。国民党人有何法宝，以善其后耶？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，而大小官僚，反得藉训政之谬说，阻碍民治之进行。”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，实际上，皆因此起。
(3). 两个政治观念的冲突
关于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，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杜赞奇（Prasenjit Duara），以历史学者的观点，在他所着《拯救民族的历史》一书里，有进一步的见解。他认为1922年6月16日的六一六孙陈决裂事件，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期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，对「国家民族」（Nation）两种不同的观念，两者冲突所达到的极点，所以这事件是中国近代史里一个关键性的转捩点。〔杜赞奇1995，194〕杜氏所指出的两种对「国家民族」不同的观念是：中央集权主义（
Centralism）和联邦分权主义（Federalism）。前者与中国传统而来「天下大一统」「治国平天下」的政治观念，很是吻合；后者则认为「国家民族」是由「代表各地方人民利益」的各「地方」单位联合组织而成的，这是「由下而上」，「地方授权予中央」的政治理念。杜氏对孙陈决裂的后果，有下述评语：把这（六一六）事件描述为「反叛」或个人间争权夺利的「政变」，在意识形态上，是给予联省自治运动一个严重的背后打击，使「联省自治者」再难于表达他们冀求建设民主国家的基本政治理念。。。。当国共两党联合阵线的北伐军进入南方与中部各省的时候，所有省宪法，省议会和代表地方人民利益的各种民间社团组织，也一概被清除殆尽，强求建立一个「中央集权」，「大一统」的国家。这个不宣而战的「文化战争」（Undeclared cultural war）结果是得到彻底的胜利：也就是现在很少人会再讨论，为什么直到今天，连一些启蒙性的地方人民的民主社团组织，一些联邦制的政治理念，已不再在中国出现呢？〔杜赞奇1995，194─203〕杜氏这段话，值得我们深思。中国二十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，不但在军事上遭遇到失败，而且在意识形态上，给『大一统』的政治思想得到澈底的胜利，使中国人民对西方民主法治国家的体制和观念的认识与实验，在二十世纪中错失了一个大好机会！
(4). 地方自治的必要
二十年代爱国学者章炳麟对「联省自治」曾作一明晰的解释：「联省政府」与「联省自治」名义，似无差别，其实有冰炭之殊。。。是故各省自治为第一步，联省自治为第二步，联省政府为第三步。。。。当年倡导联省自治者认为「地方自治」，即为「民治」，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因素，也是要仿效欧美民主国家建立联邦制的先决条件。也就是说，各省必须首先实行民主化，以奠下和平统一的根基。1835年美国立国四十年后，法国人杜克维尔氏（Alexis de Tocqueville）以着有《民主在美国》一书，名播欧美，对欧洲移民在美洲新大陆建立共和国的经验，他有极精辟的见解〔杜克维尔1835〕。他认为能成功的建立民主的共和国是要寄望于北美洲（指美国）实行「地方自治」和「中央与地方分权」的联邦政制；而南美洲各邦州曾企图建立集权宏伟的“大共和国”（Great Republics ），但每次都遭到失败。回顾美国建国的历史，从十三州独立战争，脱离英国后，经过十一年高度地方自治的「邦联」，才进而建立「联邦」。（今日中国面对着两岸统一的问题，若以『邦联』为过渡，『联邦』为目的，历史借镜，未始不可为也。）陈炯明在1921年所撰写的《建设方略》里，对「地方自治」的必要，有如下解释：若事事受成于中央，与中央愈近，则与人民愈远，不但使人民永远处于被动之地位，民治未由养成，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，亦未由实现也。也就是说，「地方自治」可以发挥地方人民的自动自发性（
Initiative）的潜在能力，增强人民的自信心，能为地方谋幸福，也正是为国家民族谋幸福的道理。二十年代广东实行地方自治，民选县长，民选县议员，改革教育，对于兴办地方实业，发展经济，也是不遗余力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(5). 切莫误用民族主义
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，民族主义（
Nationalism）与联邦主义（
Federalism）曾起重大关键性的作用。这两个主义，在表面上，并不相矛盾的。爱国家民族的热忱，与建设联邦的政治制度，两者似不可能有冲突的余地。但是从民族主义是以「尊重国家民族利益为上」，对人民福祉，在任何革命关头，一切都可以牺牲，和联邦主义以「尊重地方人民利益为上」，人民利益是没有可以退让的底线。由此可见，两者实是相反一百八十度，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，这点国人同胞，不可不察。每读过去国民党编写的历史，给人的印象是国民党北伐前夕的中国，军阀割据各省，帝国主义企图瓜分，中央政府无能，国家已陷于半殖民地，是极度绝望的地步，所以惟有用武力统一，铲除军阀帝国主义者，建立强有力集权的中央政府，国家才有希望。这些典型式民族主义的论调，细读历史，实与当年事实不符。二十年代，日本尚未侵占东北三省；英，，美，法，日各国列强确实仍享有租界，治外，贸易等特权；美国引用门罗主义，采取列强不干预中国内政的政策；而唯有苏俄一国进占外蒙，不愿撤兵，佯言为被压迫民族之友，而却行帝国主义之实。
孙中山受到苏俄顾问的怂恿，把民国年来分崩离析的局面，全怪在英美帝国主义的身上，他要走上「苏俄式」的革命路线，这正与实行联邦主义，「西方民主式」的建国步骤，刚相背驰。民族主义在某一阶段可以鼓舞爱国情绪，克服共同困难，抵御外侮，但最终不是建设民主国家的工具。联邦主义最基本的理念是尊重地方人民的利益，是要超越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，因为在「西方民主式」的建国步骤里，任何超越人民利益的所谓「国家民族利益」，如陈炯明在「闽星发刊词」里所说的，都是「欺世诬民」的东西。二次大战时，优越感的德国民族主义希特勒「纳粹党」，和日本「大和民族」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，都是借用民族主义的口号，招致国家投降，民族浩劫之大祸，可为明证。中国追求现代化，经过清末维新立宪运动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，已渐奠定创建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基础。所以，在二十年代，用武力统一已不是唯一救国的途径，而联省自治曾是当年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统一中国的另一可行选择。俄国近代史权威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贝皮士（Richard Pipes）说过：『二十世纪初期俄国革命的后果，其影响波及全球。布尔什维克党人要以革命手段，来改造人类思想，建立「一党专政的警察国家」（one-partypolice state），藉口所谓「革命良知」(Revolutionary conscience)，实际上毁弃法律，来做非法的事（to outlaw thelaw），使一切「非法变合法，合法成非法」。二十世纪的独裁者，包括德国纳粹党人，相继以此为模型，给全世界人类带来空前的浩劫』〔贝皮士，1990〕。其言至是！苏俄崩溃了，曾为「革命」二字，已付出空前代价的中国，今后千万不要再上『误用民族主义』的当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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