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2). 《可报》的创刊
1910年11月，谘议局开常年会时，一部份议员受赌商贿赂，炯明等议员于9日提出「严禁安荣公司铺票议草」，付诸表决，投「否」字票者三十五人，而赞成严禁，投「可」字票者仅二十人，案遂未能通过。事后，投「可」字票的议员，愤然呈请辞职，议会停议，一时舆论哗然，广州市民组织禁赌总会，支持「可」议员，要求政府宣布「定期一律」禁赌，议会复议，弹劾受贿的「否」议员。12月间，「否」议员组织两个报馆，希望可以缓和舆论，为「分期分类」「次第施行」禁赌的政策辩护。可议员丘逢甲，陈炯明等闻讯，亦组合同志，创一报馆，拟取名为《救亡报》，并于第七甫租得一发行所〔华字1910。12。21〕。
1911 年1月9日，《华字》报导说：可议员陈炯明等组织报馆，经在上海订购机器，来春可能运到。至报名，前拟用「救亡」两字，以为过之伤时，改名《朝报》，嗣又以有误「朝暮」之「朝」字，为「朝廷」之「朝」字者。结果经过同人再三议定，取名为《可报》，于旧历三月初一（3月30日）禁赌纪念日出版〔年谱195 7，14 〕。《可报》表面上是为了宣扬禁赌而设，可是到了三月底时，禁赌已成功了，所以实际上是鼓吹革命的机关。但是，它与革命党人在其他地方设立的宣传机关（如在香港的《中国日报》，和在上海租界的《苏报》）有一重要不同之处，那就是它是在清政府权威直接控制下的广州市内出版的。
它很可能是在辛亥革命时期，中国领土上「唯一独特」鼓吹革命的报纸。《可报》的寿命，可惜只有短短的二十四天。4月23日，被政府以「诋毁宫廷，扰害公安」为理由，予以永远停版。《可报》在这二十多天里发表的文章，恐怕已全部失存了。可幸得香港《华字日报》于4月25日报导了该报停版的新闻，并且登载了政府原谕的全文，可以间接的稍为看到当日《可报》，在政府的严密监视下，是怎么样的「鼓吹」革命思想。
广州报界公会于23日接到警道谕通告《可报》永远停版，后又接到《可报》投请集议。《华字》报导说：『经（广州报界公会）同人研究，以为原札所谓诋毁宫廷，扰害公安两事，检阅该报所登，大抵不外责难于君之意，似与诋毁宫廷有别。即如该报所登温生财一案（按温生财于4月8日在东较场刺死广州将军孚琦，本人亦殉难），系就事论事，亦不得谓为鼓吹暗杀，扰害公安。此次张督对于办理温生才案，力主宽大，不事株连，何至以此等文字，过事深求，使一般人民，或以官吏办理此事，过于操切，致生惶惑，现该报先已遵谕停版，因将集议情形宣布，以俟公论』。〔华字1911。4。25〕
《可报》是怎样把温生才当作英雄看待呢？警道谕文里说：为严谕事：检阅该报本月十二日（新历4月10日）杂着一栏，题为「东门外之今昔观」，有云：『温生才乎！尔何愚不可及！乃在此多难发生之地，牺牲一生，作地理历史上之纪念物。曾，左，胡，李何尝不是英雄？乃必步趋史，徐后尘，溅血东门，
始为英雄乎？』等语。夫温生才不过卑贱之役夫耳，以无意识之举动，而蹈大悖逆之罪名。考之于古，则春秋之义，乱贼为人之所必诛；稽之于今，则暗杀之扰害治安， 不得侪于国事犯之列。生前既无足称，身死亦不足惜，尚何英雄之可言！乃竟以曾，左，胡，李相况，既属拟不于伦，即史，徐一流，似亦不可同日而语；甚至比为宁武子之愚不可及，尤为紊乱邪正，颠倒是非。
《可报》又对温生才其人及其所用手枪，予以「表章揄扬」：又十七日（新历4月15日）杂着为温生才之短枪推高身分，直云其行事，非常流所逮。末一段又云：『嗟夫！天地荒晦，怨毒充盈，短枪之声，劈空而起。』察其语意，一若晦盲否塞中，赖有此轰轰烈烈之举动也者。末又云：『呜呼！大陆沈沈，戾气遍于六合，不图白云之陬，珠江之湄，竟有温生才之人，与其人之短枪出，于是温生才之名以存，而短枪亦偕其人以共垂不朽』。似此凶人凶器，该报长言之不足，而咏叹之，表章揄扬，不遗余力，是何居心？
《可报》描述温生才受刑时的情形，警道谕批评说:又同日新闻记载行刺将军之凶犯正法，有云：『记者游东门，见各新军过者，无不向之聚观，观此大有凭吊欷□之慨，甚至有流涕者。记者伫立而观此情形，亦为之恻然』。独不思想该凶犯，身伏国法，死有余辜，何至如低徊易水，凭吊夷门，竟足令过客欷□，途人感泣？谅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我军人必不出此，乃该记者自言对此情形，为之悯恻，岂伤心人别有怀抱耶？抑气类相感，独表同情耶？由前之说，不啻重蝉翼于千钧；由后之说，直欲指鸱枭为鸾凤，真所谓大惑不解者也。
《可报》又怎样的「诋毁宫庭」呢？警道谕说:又查本月十六日（新历4月14日)，国民感言栏内论卖国贼中，有「究其原因，则由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神圣尊严，不可侵犯之大清皇帝，先不自爱国，始宁赠朋友不予家奴之言，固流传人口，不绝于耳」等语。夫此等言论，岂臣民所宜出，且赠友不赠奴之语，出自何人，而敢据为典要？该报口不择言，一至于此。律以诋毁宫廷之罪，其将何辞？即是无心失检，偶触忌讳，而该报提倡不自爱国之说，足以耸人民愤激思乱之心，而直资乱党之口实，其贻祸不可胜言；非仅议论分歧，宗旨不甚纯正者比。核与连日所载温生才新闻杂着，鼓吹暗杀主义，推波助澜，无所不至，均为扰害公安之尤。
最后，该警道谕的结语如下:本道于言论机关极力维持，藉以开通民智，原不忍过事吹求；惟念责在保卫治安，深恐片纸风传，一倡百和。际兹事变迭经之后，合官厅与各社会维持之而不足，只一二人破坏之而有余。恶莠言之乱政，禁袤说之惑人，法所不容，情非得已。亟宜查照报律，永远停版，以示惩儆。除谕令该报停版，并饬由西四区遵照申报外，合就谕饬。谕到该公会，即便转知各报，一体遵照毋违。特谕。1911年4月23日，《可报》「遵谕停版」，四天后，黄花岗之役就爆发了。
(3). 辛亥黄花岗起义
庚戌广州新军起义是同盟会南方支部支持下，而由新军领袖赵声，倪映典等与广州的会员朱执信，陈炯明等共同筹划的武装暴动。暴动的主力，全靠驻在广州郊外的新军反正，而由附近的民军响应。十四个月后，辛亥广州（黄花岗）之役于1911年4月27日（辛亥三月廿九日）爆发，这一役是南方支部直接领导下大规模的武装暴动。
暴动的武力，则以大多数非职业军人的同盟会会员为主，而以运动巡营新军反正为协助。起义前，南方支部在香港设统筹部，众举黄兴为部长，赵声副之。分八课，姚雨平为调度课长，
掌运动新旧军人之事；胡毅生为储备课长，掌购运军械之事；陈炯明为编制课长，掌草定规则之事；胡汉民为秘书课长，掌一切文件之事。但胡汉民到2，3月间才返回香港，故由炯明代行秘书课的职务。
〔革献67：214─15；黄兴1980，74〕统筹部向海外华侨一共筹集到港币十八万七千元的巨款，主要是由南洋（东南亚）地区华侨捐献的。其来源的分配，计英属马来亚，四万七千余元，（25.5% ）；荷属东印度，三万二千余元，（17.4% ）；安南（ 今越南）和暹罗（今泰国），三万元，（16.0% ）；加拿大，六万三千元，（33.7% ）美国，一万四千元，（7.4%）。〔黄兴1980，74〕其实这笔款是统筹部直接开支的数目，而其他方面直接间接用于起义，没有经过统筹部的款项，
也为数不少。据熊克武的回忆，「福建同志数十人的公私费用，完全是自己筹措的。四川同志的一部份用款，是上海同志资助的。其他各省的情形，亦大低如此。又在东京购买的军火，留日学生出钱不少」〔回忆辛亥1981，190〕。莫纪彭也述及曾与陈炯明向海丰土豪索得四千元作革命经费的故事〔莫纪彭1997，6〕。
值得注意的，是加拿大华侨的捐献超过了所有的预料，仅维多利亚的洪门致公堂就以不动产抵押，而捐赠了港币三万三千元〔黄兴1980，74〕。（维多利亚埠的华侨对祖国的关怀最为热切。十四年后，于192 5年初，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屠城西关，美洲洪门的「致公堂」，即进行组织为「致公党」，以与国民党对抗。展开这个组党运动的，就是维多利亚埠的致公堂〔华字1925。4。22〕）。
像在庚戌新军起义以前一样，炯明以议员身份，掩护革命党同志，他设立机关多处，以便大量陌生人来往，也不致令军警生疑。根据《武昌革命真史》中所列的，以下应为炯明所设〔曹亚伯1970，前编：283 〕:炯明召集东江同志马育航，钟秀南，陈演生，陈达生，陈耀寰，陈小岳，陈协群，马醒南，陈汝英，马永平，陈其尤，吴道周，林斗文，陈竞杰，陈潮等百余人，到广州组织选锋队，准备起义〔年谱1957 ，14〕。
统筹部本拟定发难日期为4月13日（辛亥三月十五），不料温生才单独行动的，于4月8日炸死了广州将军孚琦，广州全市戒严，香港统筹部急召集大会议，列席数十人，议决延期至4月26日（辛亥三月二十八），以八百人之选锋（敢死）队，分十路进攻：（1）黄兴率南洋及闽省同志百人攻总督（张呜歧）署；（2）赵声率江苏，安徽同志百人攻水师提督（李准）署；（3）徐维扬，莫纪彭率北江同志百人攻督练公所；（4）陈炯明，胡毅生率民军及东江同志百余人防截旗满界，兼占归德，大北两城楼；（5）黄侠毅，梁起率东莞同志百人攻警察署，兼守大南门；（6）姚雨平率所部百人攻占飞来庙军械局，兼破小北门，延入新军；（7）李文甫率五十人，入旗界攻石马槽军械局；（8）张□村率五十人占龙王庙高地；（9）洪承点率五十人破西槐二巷炮营；（10）罗仲霍率五十人破坏电信局。此外加设放火委员，入旗界租屋九处，以备临时放火，扰其军心。
众又推赵声为总司令，黄兴副之。〔革献，67：229〕地名性质所寓之人(1)司后街陈公馆陈炯明办事所陈炯明等寓之(2)莲塘街十二号据莫纪彭的回忆，门牌不详的机关(3)仙湖街始平书院藏军械之用锺秀南等寓之(4)大东门门牌不详，庚戌新军起义时，已租下之机关(5)第七甫，《可报》馆宣传机关并藏械邹鲁等寓之〔革献， 67：221〕(6)谘议局藏炸弹等用邹鲁等寓之〔革献， 67：221〕(7)仙羊街祥龙里旗界放火机关陈达生，郭莲花寓之(8)司后街军队接洽机关邱锦芳等寓之会议时，谭人凤认为凡此十路，「当有一人居指挥调度地位，不应同告奋勇，八百敢死队，语言不通，街道不熟，合则势力大，分则窒碍多」，又认为孚琦已死，将军署与督练处无关重要，去年（新军之役）的失败，是因为李准握有重兵，所以不如先日将李准炸毙，次日合击总督署，赵声率新军由城外夹攻之，
较为妥当。
谭在其自传《石叟牌词叙录》中说:黄（兴）谓：『将军（孚琦）被炸后，搁误及月余，今若先炸李准，城内益加戒严，不又将遥遥无期乎？』余（谭自称）谓：『同志先时入城，随时可发，何恐他戒严？
』争论者久之。黄挽余入别室曰：『此是久定之计划。同志视吾辈之勇怯为勇怯，请勿再提异议，免同志生恐怖心。』余只得默尔息，然心固大不以为然也。〔辛亥汇辑1980，1：40〕黄兴于4月23日晚，离开香港去广州，到广州后，因一批军火未能按期运到，遂决定延期一天发动，并电报通知香港于27日（辛亥三月廿九）举事。香港方面接到这电报时，已是26日晚10时。
当时，赵声和三百人及二百多枝枪尚在香港，遂决定一部份人乘27日早船（只有一艘）赴广州，而大部份人分乘夜船（共有五艘）走。同时拍电通知黄兴，延期至28日（辛亥三月三十）发动，并由谭人凤赶赴广州，亲向黄兴说明一切情形〔黄兴1980，78〕。〔可注意的，香港这时决定改期28日，已不是一个「建议」，而是一个「事实」，因为赵声大部队员于28日早（辛亥三月三十早晨），才能抵达广州！〕。
黄兴在他日后亲笔写的《报告书》里说：『又（辛亥三月）廿八之期，原（胡）毅（生）所主张；及弟到省，公议（辛亥三月）廿九，即电告港部；而港见龙王庙添兵，即运动（陈）竞存（炯明），（朱）执信提议缓期。（宋）健侯亦忧不敌，赞同其说。。。。弟见各部如此，所谓改期者，实解散而已。弟之痛心，
当何如也！故弟当即决心，愿以一死拚李准，以谢海外助款之各同胞；而令各部即速解散，以免搜捕之祸。（当即与宋，周二君商量，先将伯（赵声）兄部全数返港，随即遣回籍。）一面保存已到之枪支，留与公等作后图』〔辛亥汇辑1980，1：40〕。
从这一段黄兴的自述，当时他要先「一死拚李准，而解散各部，留作后图」的决定，实在与谭人凤在香港统筹部会议时「不如先日将李准炸毙，次日合击总督署」的建议，大体上是无大差异的。谭人凤于27日（辛亥三月廿九）中午左右赶到广州，因不知道黄兴的住所，故先到陈炯明处。谭在其「自传」里说：余（谭自称）登时起程（由香港赴广州），次日（27日）日中到，比（我）不知黄（兴）住所，走访竞存（炯明）。竞存仓皇告余曰：『不得了！（胡）毅生，（姚）雨平均无备，余亦仅有七八十人，克强（黄兴）人数不满百，刻将出发，奈何。』余谓：『何不谏阻？』渠云：『已极力阻之矣，其如不听何！』余即请饬人送去，则克强装束已妥，正在分发枪弹。请休息片刻接谈，不听。再据各情形劝阻之，克强顿足曰：『老先生毋乱军心！我不击人，人将击我矣。』余见其状类狂痫，乃谓林君时爽曰：『各方面均无备，香港同志与器械尚未来，何所持而出此？』林曰：『先生知一未知二，现有防兵两营表同情，一切可不靠矣。』余曰：『防营可恃乎？』林谓已接洽两次，决无虞。〔辛亥汇辑1980，4：78〕谭人凤劝阻黄兴，没有成功，返回陈炯明的寓所时，陈已不在，「时已五时一刻」。
黄兴于五时半左右开始发动。根据曹亚伯〔曹亚伯1970，前：312〕，邹鲁〔革献，
67：236〕等的记述，原定八百人分十路进攻的计划，临时改变为四路进攻：（1）黄兴攻总督署；（2）姚雨平攻小北门，占飞来庙，并延防营新军入城响应；（3）炯明攻巡警教练所；（4）胡毅生以二十余人守大南门。结果，只有黄兴一路发难，其余三路，没有发动。姚雨平日后解释所部没有发动的原因说：『我部因领枪受阻，未能及时发交送选锋使用，依照原定计划进行，我离开指挥岗位，整天奔走于小东营与仙湖街之间，致令所部既没有枪用，又乏人指挥，无所动作，延引新军入城，成为空谈』。至于为什么领枪受阻呢？姚雨平就怪责在胡毅生的身上，姚说：『身负储备课重责，且兼守大南门一路的胡毅生，不仅自己不执行任务，依时行动，而且存心不发枪械给我部，他竟这么无视于代总指挥（指黄兴）的决定，和发领枪枝的命令（条子），是否事到临头，忽然胆怯起来贪生怕死呢？还是有意破坏起义计划？看来两种成份都是有的。』〔广东辛亥史料1981，47〕
至于陈炯明所部为什么没有发动呢？陈日后对此一直未作何解释。但是我们可以从谭人凤的自述里，探得一重要线索。谭说于27日中午，他赶到广州，先见到陈炯明，告以香港情形，随着往见黄兴，亦告以香港情形，但结果劝阻不成，到五时一刻，返回陈住所时，陈已不在。根据日后黄兴，胡汉民联名的《报告书》，炯明于是日午后三时驰至始平书院，告诉胡毅生已改期28日（辛亥三月三十）〔革献，67：268 〕。
当时炯明由谭人凤亲口知道香港已事实上改期至28日，因为总司令赵声大部于28日才能到达广州。这时炯明认为谭人凤以这个事实，必能阻止副司令黄兴发动的。因此，于三时往告胡毅生这个消息后，决定按兵不动，俟次日赵声大部到步后，才照原定分十路进攻的计划进行。辛亥黄花岗之役，失败的原因在那里？现在可以从下面三点作一探讨：（一）
清政府早有防备，革命党人失了突击的优势。在起义前两个月的2月25日，香港《士蔑西报》就报导广州政府得到密报，拿获革命党人三人，并搜得一百八十多人的名单，领袖叫黄兴，在香港筹划来广州暴动。
起义后四天， 5月1日的香港《华字日报》有下面一段报告:事未起时，乱党举动及如何运械运弹炸药，政界早有所闻。乱党连日分起入省逾数百人，有往某织布局购买毛巾缚身作号者。。。。至（辛亥三月）廿七夜，（张呜岐总督）忽邀李（准）军门入署密商，通饬各处准备戒严。（辛亥三月）廿八日，各路防营，纷纷到省听遣，乱党知有备，陆续解散。讵港地余党，尚未知悉，于（辛亥三月）
廿九日由永安轮船上省。尚有百余人，机关已失，且城内查捕之令适下，猝然起事， 绝无策应，故督署虽毁，而此百余人，瞬即不支。
在黄兴手写的《报告书》里说：『死多人以攻入督署，空洞无一人，观其情形，有如二，三日前去者。报纸所云：藩司，学司还在开审查会者，皆是捏词。如两司在，必有轿及仪仗各物，今一切皆无，此中非又有一最密切之侦探报告，不能有如是之灵活』〔辛亥汇辑1980，1：41〕可见清政府不但于2月时，对南方支部的活动，已获得相当准确的情报，而且在发难的前夕，则有切实的戒备。如果黄兴当时接受谭人凤与陈炯明等的劝告，没有采取「以一死拚李准」的单独行动，而次日赵声大部抵步，得依照原定计划进行，此役胜负，则难以预测。但是，无论何日发动，革命党人已失去突击的优势，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
（二）革命党组织不完备，缺乏一个能「总其成」的领袖人物。在4月初统筹部拟定十路进攻的计划时，谭人凤曾建议「当有一人居指挥调度地位，不应同告奋勇，八百敢死队，合则势力大，分则窒碍多」，实是指领袖问题的关键所在。黄兴虽为统筹部部长，在香港负责「统筹」的任务，在军事上，众推赵声为总司令，而黄兴副之。但赵又自行担任一路攻李准的提督署，而黄亦担任一路攻张呜岐的总督署。所谓「总司令」，实在是名义上的尊号而已。在组织上，却没有一人真正执行「总司令」的重要任务。日后，国民党捏造革命史，称这次辛亥黄花岗之役为孙中山领导下的「第十次革命」。可悲的就是当时缺乏了一位身处其境的真正领导人物。无疑地，黄兴，赵声，陈炯明，胡毅生，姚雨平等，都是不惜牺牲个人生命，而敢当「敢死队」队长的革命领袖，但是他们忽略了谭人凤的建议，在组织上不完备，以致陷于「八百敢死队，合则势力大，分则窒碍多」的悲局，实可遗憾。
（三） 新军未能入城响应，防营则发生误会，以致互相攻杀，友军变为敌军。姚雨平是统筹部的调度课长，担任运动新旧军人之责。他在自述中说胡毅生拒绝发枪，因此所部没有枪用，无法动作，「延引新军入城，成为空谈」。至于与防营发生误会一事，他作下面的解释：在防营初到当天，我曾派罗俊，丘锦芳设法联系过，传达了消息，约定（辛亥三月）廿九日下午五时半入城接应发难同志。可是起义当天，我因整天忙于领枪，致没有再和防营作更密切的联系。然而防营是日是有所动作的，也说明我们对防营是做了工作，不是「自欺欺人」的。。。。（由顺德调回之吴宗禹三营防营的）哨官温带雄，哨长陈辅臣，实系防营党人中最热心者，自得（辛亥）三月廿九日下午五时发难之命，即于下午四时同入城购买白手巾三百方，分给兵士，伪云云赐。。。。温持刀在前，陈殿后，讵至双门底时，以未缠白布臂号，致令起义党人，发生误会，方声洞即开枪毙其先行哨官温带雄，防营还击，方声洞死之，致使预定计划不能实现。〔广东辛亥史料1981，48〕显然，此役革命党人运动新旧军人的工作，实在做得不够彻底。革命党人所组织的武装暴动，没有军人的响应，是没法可以成功的。
六个月后，陈炯明领导下的惠州起义，因得新军洪兆麟部的投诚，卒告成功，并且促成不再费革命党人一兵一弹而取得广东光复。即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说，还不是要依靠黎元洪等所部职业军人的实力，才能与袁世凯的清军对抗吗？所以，不能不说辛亥黄花岗之役的失败原因之一，并不是革命党人忘记了新军防营的重要性，而是他们对自己所组成的八百名「非职业军人」的战斗力，误有过度的自信心呀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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