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2. 两个广州市
────相隔不过两年，广东人民的处境，竟有如由天堂堕入地狱之比！1924年3月广州『美国华南联合会』(Amer ican Association of South China) 的秘书长汤姆生(J.Oscar
Thomson)致函美京国务卿：在1921年5月19日给阁下的函中，我们曾对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『事实上的南方政府』，指出其许多令人可赞美佩慕之处，并请求对这政府避免加以不利的批评和行动。
〔按：是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，而当时美国承认的是北京政府〕现在我们想指明我们1921年函中所赞美的是当时的孙政府，而不是1923－1924年间的孙政府。〔美5418，1924。3。31，广州〕这里汤氏指出两个不同时期的『孙政府』，在1920－1922年间的，实际上是陈炯明建设广东为模范省时期的广东省政府（时孙中山率师赴桂北伐），而1923－1924年间的孙政府是六一六事件孙陈决裂后，孙回粤再重组的军政府。下文分三段叙述：（一）陈炯明主政的广州市，（二）孙中山主政的广州市，（三）结语
(1).
陈炯明主政的广州市（1920－1922）
炯明于1920年12月23日颁布「广州市暂行条例」，把旧属番禺，南海两县各一部区域，合并为一个政治单位，由「广州市政府」管辖，直接向省政府负责。当时广州市居民约有九十万人。市政府的组织包括三个机构：
（1）市行政委员会，有委员七人，暂由省长直接委任。市长兼行政委员会主席，其他六委员各兼任财政，公安，教育，卫生，工务，共用等局局长。
（2）市参事会，有三十位参事，十人由省长指派，十人为市民普选，其他十人由各团体选出（总商会三人，工会三人，教育会一人，医学界一人，工程界一人，法律界一人）。参事会之任务为：（甲）转达市民的要求，交行政委员会酌办；（乙）议决行政委员会交来之议案；（丙）询查各局的行政措施。
（3）审查局，其局长由省长委任，其职务为查核市政府所有帐目。〔美893。101/Canton，1921。9。2，广州〕「暂行条例」的第十一条指明市长民选，但在五年内，暂由省长委任。〔美893 。101/ Canton/1，1922。11。21广州美领事向美京国务卿报告中，附有1920。12。23省长陈炯明颁布的「广州市暂行条例」的全部译文。〕（1921年）1月，省长炯明便委任魏邦平，许崇清，程天固，胡宣明，蔡增基，黄垣，孙科等七人为广州市政厅筹备委员，并定于2月15日为实行日期〔华字1921。1。3〕。
2月下旬，省议会审查「暂行条例」后，认为该条例「偏重官治，未能与民治潮流适合」，因此请省长暂缓实行，由省议会另订条例。省议会反对由省长委任委员的「委员制」，而主张马上采用民选的「市会制」，市政府的行政与立法两权，由市长和市议会分别担任；换言之，撤销参事会，而代以较有权力的市议会。
3月中旬，炯明在覆省议会的函中，引用美国的市政发展为例，指出历年来实行「市会制」的结果，使全市事业为无赖政客，社会恶棍所包揽，以致「市政日趋腐败，公款滥用，市债积欠，几绝改良之望」，而大城市如纽约已渐趋向采用「委员制」，亦有城市趋向更进一步的「经理制」。炯明解释说：诚以市政纯为事务性质，非统一事权难得最良之效果。准此以谈「市会制」为过去不良之制，既绝无采用之余地，市「经理制」事权更专于一人，惟委员制实折衷于两者之间。是以几经考虑，始行决定采用。
我国自改革以来，无论中央行省，凡选举事务，均受恶势力之操纵，选举机关亦鲜不为势力派所利用。事实昭著，无可为讳。〔华字1921。3。17，3。18；黄炎培1922，17〕至于为什么市长，局长由省长委任，而只一部份参事员才由民选呢？
炯明申述其用意如下：诚以市长局长既属委任，对省长负责，而省长则对市民负责，所以不得不委派一部份之参事员，以代表省长为市行政之监督。其余参事员仍由各界及市民选举，且每年选举一次。一则实行职业代表制，一则令全体市民养成选举习惯，务期五年以后，实行市长民选，不致有紊乱之虞，实为促进民治之深意。3月下旬，省议会另定「广州市自治条例」送交省长办理〔华字1921。3。28〕。
炯明认为原定的「暂行条例」只使用于广州市市行政区域之内，不能与单行法相比，不必由省议会议决，而且该条例「经由本省长颁布外，已经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，令准在案，于法理事实，均不容变更」〔华字1921。3。18〕。从这件事，我们可看到炯明所作决策，因事就事，对派系分别，不存异心。他要实行市「委员制」，委任孙科（孙中山的儿子）为市长，不惜给予军政府的「孙派」在广东省事权内一个重要的职位，而不肯附从平素支持他的「陈派」省议会的建议。改造广州，设立现代化的市政府，刻不容缓，广州市政行政委员会于2月15日按期成立，开始积极推行新政。
参事会的选举，要等到9月1日才举行〔华字1921。9。2〕。9月2日，美国领事对广州市的成就，就已有下面一段报告：广州市市内的新式街道共有24英哩半，其中8哩是在市政府成立之前完成的。市政府成立后，仅过半年，即完成9哩，剩下的7哩半正在建筑中。这些街道有80至150英?阔，旁边有行人道，路面用水泥（士敏土， cement concrete），工务局尽量利用城墙拆下来的砖石作路床。要完成这7哩半的道路，须拆下3000间民房，填满1300?旧河渠，拆下6哩半的城墙。
全市分为12个警察区，共有4046名警察，224名警察长，还有500名受过军事训练的特别警察，以应付紧急事件。警察局自设警察学校，现有学生240人。又设市监狱与改良学校，共可容1000犯人。卫生局报告在4月至7月的四个月内，清通了5万5千多尺的排水管和渠。又在饭馆，旅店，剧院等公共场所，严厉的执行新颁布的卫生条例。每日雇用1000名清道夫。
公务局计划建筑三个公园：第一公园（在惠爱中路， 50万方尺），已将竣工；第二公园（在东较场， 150万方尺）及第三公园（在海珠上， 4万4千方尺）在筹备中。第二公园将包括一公共运动场。广州市的教育水准恐怕比中国任何地方都要高，它已有数千所私立学校，但是公立的学校不多。
最近市政府在教育方面做了两件重要的事：公立学校教师月薪规定最少为36元，每年可加薪，但至125元为限；公立学校完全免费，从前每学生每月3角钱的学费已取消。〔美893。101/Canton，1921。9。2，广州〕
其他广州市的成就包括：兴筑珠江铁桥，筹办新式屠场（卫生局监督检查肉物），装设马路电灯，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，设立公共儿童游戏场，公共体育场，美术学校等。〔士蔑1921。6。2，10。7，12。14，1922 。3。27；华字1921。11。24，12。30〕广州市政发展的篷勃情况，可以从其民国十年度（即1921年7月1日至1922年6月30日）与十一年度预算收支的比较，领会得到。
十一年度的预算收支要增加二，三倍之数：年度估计收入估计支出1921年10月，全国教育会在广州举行「第七届联合会」，江苏省代表黄炎培在广州逗留了十五天，「会议余暇，必参观，日以为常」，回到上海写了一本百余页，题名《一岁之广州市》的书，对粤军回粤后仅一年的成就，有详细的报导。
他特别指出：（一）尊人道，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；（二）言论自由，「广州市日报有三十三家之多，虽有指斥当道，甚或倾向北政府者，从未加以干涉」；（三）整风纪，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，励行禁吸鸦片；（四）一方提倡工会，一方劝戒罢工，同时盛倡工人教育，设立工人补习学校；（五）卫生行政，「特聘专门人才，本科学的方法，锐意进行」，如掌医院，化验室，屠场，市场，浴场之管理，
及药品，食料，饮料，茶楼，酒馆，牛奶房，剧场，及妓院之检查及取缔。
〔黄炎培1922，50─52，60〕1922年2月18日香港的《士蔑西报》以「广州指示怎样做」（Canton Shows the Way）为题，评论说：广州市政年来的进步，有目共睹。最近我们发觉在其计划中，拟建筑市政厅，创设市图书馆和市立医院，各拨建筑费十万元，还有五万元作为在观音山建筑第二公园之用。香港也有市政厅和图书馆，但其设备的简陋，一般人都认为对香港是一玷辱，而政府一直不介意。可是，皇太子威尔斯（ Prince of Wales）要来访问这个殖民地，政府便很爽快的拨发了五万元来建造一座华丽的盖台（ pavilion），仅作两天之用。从英国人口里说出这些话，二十年代的广州是该可自傲的！十年1，969，997元2，884，249元〔美893。101/ Canton，1921。9。2，广州〕十一年6，312，603元6，837，331元〔南华1922。5。12〕
(2).
孙中山主政的广州市（1923－1924）
孙中山于1923年2月返抵广州后，到1924年11月才离粤北上。在其离粤前夕，由广东各界人民策动组织的「各界救粤联合会」在香港发出通电，指控孙中山「祸国祸粤」十一大罪状：摇动国体，妄行共产，纵兵殃民，摧残民治，破坏金融，抽剥民产，大开烟赌，摧残教育，蹂躏实业，破坏司法，铲灭商民团。〔华字1924 。11。15〕这粤人控告孙中山祸国祸粤的十一大罪状，是过大半世纪以来被国人忽视的史实，也是统治者摧害人民的暴行中，被当权政府掩盖（
cover up）起来的史实。
1923，24年间，北京政府徒具其虚名，实际上为直系军人曹锟，吴佩孚所操纵；广州方面，则有孙中山凭依滇桂军的势力，建立大元帅府。在海外中立的香港《华字》日报把南政府与北方政府作一比较：北京政府非法而尚有法；南方政府护法而实无法。凡到过北京的人，大概总要承认。即未到过的，只看北京报纸的言论新闻，何等自由。昨日骂黎菩萨（指黎元洪），今日骂高凌蔚，其余批评政府，和监督政府，更触目皆然。
可怜广州的言论界，战战兢兢，不敢出一大气，报馆则常时被封停版，记者则常怕枪毙和监禁。茶楼酒馆，高标「莫谈时事」，稍一不慎，就加以逆党的名号，不死于明诛，必死于私剑，用种种的暴力来钳制民口，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，道路侧目，约法上言论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？北方军阀互相打架，绝没有拉夫充兵，并肆行屠洗的惨剧。
可怜在号称三民五权护法政府都城的广州市，日驱市民作炮挡子，大半一去不复返。故常见『披衣顿足拦道哭，哭声直上千云霄』的惨剧，约法上人民身体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？尼庵僧堂，本属法团私产，尽被没收。
可怜僧尼多无家可归，约法上信教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？剥夺人民生命财产之自由外，又于人民精神上加以种种损害，明开烟禁，公包杂赌，务使祸流数代。试问北京城里有这种黑状么？。。。。南方政府坏在暴徒手；而北方政府则坏在官僚手。〔华字1923。9。20〕换句话，北京政府是一个庸碌无能的腐败政府；而广州政府却是一个残酷无法的暴力政府。
这是《华字》在西关屠城血案事件发生前一年，对孙文政府的评语。（1924）10月广州屠城血案事件发生后，美国总领事简庆斯（Douglas Jenkins）说：『广州市民给孙中山的残酷态度骇哑了，人人对孙个人痛恨切齿』〔美5777/Canton171，1924。10。18，广州〕。下面对广州政府的残酷政策，试就其三个特色作一分析：
(一). 「顺我者生,逆我者亡」
以锺锡芬案为例：锺是广州市参事员，因反对没收寺观庵堂庙宇为公产变卖的提案，被市长孙科扣留，指为附逆（指附陈炯明），趁机勒罚五万元。结果，经人从中调解，罚款一万元，始获释放〔华字1923。5。31，6。18 〕。粤籍国会议员马小进在北京发言反对孙中山变卖三院，致使「盲人老人乞丐流离失所」，亦被指为附逆；马氏致友人函中说：小进此次反对中山变卖三院，固属迫于公义，亦即所以爱中山，乃毁我者，故造谣言，谓为受陈派钜金收买。小进读书廿年，一无所能，惟自问操守二字，尚足自信。此次南旋，始终未见陈派一人，诉诸良心，无惭衾影。〔华字1923。6。15〕孙政府不但以莫须有，「附逆」的罪名来镇压异己，而且用之为勒索税款的手段，把广州弄成一个恐怖世界。
例如， 1923年8月下旬，广州各银行，及土丝各大行商曾开秘密会议，一致反对政府新增办的营业牌照税，决定不肯申报，但即被政府探得其事，马上接到大本营命令，大意说：『闻该行等密议反对，此时政府军饷紧急，该商等应勉为其难，为各行倡率，今若此则无异附逆行动，请力劝谕各行众遵行』。各行商接函后，大为惶恐，因为「附逆行动」，严重的可判处死刑。各行商遂改变前议，只得申报服从。〔华字1923。8。31〕
(二). 「以党治国」
孙中山仿效苏俄，实行「以党治国」，使「有组织有权威之党，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」（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之语）。可是，这个「党治」施行于民间，实际上的效果如何呢？我们可以从一位署名「香山老人」致香港《华字》报社的函中，窥见到一些真相（香山即今中山县）。
老人的函中说：余自辛亥（1911年）至今，避乱海外者凡六次，以年垂七十之人，生当乱世，实属不幸。十二年来之纷扰，以今年为最惨。省城与别县吾不知。予香山人试言香山怪状。石岐有国民党分部，各乡镇有分区，一般强徒，藉此包官府，包土匪，无所不为。尤甚者，迫人入党，谓本党系大元帅作总理，入党则受大元帅保护，否则属逆党，属乱民，必遭杀戳。始则少年血气之辈，如蚁附膻，近则农夫粗工，亦受驱迫。余年老居乡，不问世事，本无入党之必要。六月时为势所迫，卒之一家十三口，除小孩外，入党者八人。查入党费富者十元，中人家六元，贫者二元。予初拟纳费而不注册，该分部长不允，谓每年仍要纳常费，予不得已遵缴八十元，但非吾所愿也。吾香山之如吾被迫者，不可数计。闻诸三点会虽猛，亦未常加人以暴力。广东尚长此以往，恐永无安宁之希望。〔华字1923。11。30〕
「香山老人」的遭遇固然是地方党人凭势敲诈人民的不法行为，但是在政府权威所在的广州市，《华字》报导党治的情形说：『粤京以党治国，非党人不能任官职。而番摊公开，鸦片公卖后，摊与烟均为党人办理，固不待言。今某大学筹备处某科长，又兼任鸦片公卖处局长，。。。是为粤京学界之败类，彼等则曰党治之成绩也』。〔华字1924。5。17〕孙中山口唱「民权主义」，而其违背民权最基本原则的行为，莫甚于破坏司法独立，实行「党化司法」，强迫司法人士入党。
(三). 愚民手段
1923年孙中山因向新宁铁路索款三十万元不遂，于7月中旬下令徵收该路为军用，并援引美国在欧战时期收管民有铁路为先例〔士蔑1923。7。20〕。美国归侨李洞云致函《华字》，说明欧战时期，美国政府为便利军事运输起见，确曾收管民有铁路，但对铁路公司的每年收入，照数依法偿还。
李在函中说：（美国政府收管民有铁路办法）在西报上固常见之，即金山（指美国）华文各报，亦屡有登载。（大元）帅府中人，既晓援引美例，必深知无疑。今之车脚补回与否，一字不提，但云收归国有，则非遵依美国先例办理可知矣。或曰：阔人只知要钱，美例不美例，管他甚则。不过，帅府群彦欲捧出那位西式自由神，吓吓四邑（指广东省台山等四县）金山伯，而不知其舞文弄墨，实无异于欺诈取财也。〔华字1923。7。26〕
根据英国的报告，孙政府于1923年内，强征广州的总数，达一亿二千万元之巨〔英10294/188 ，1924。8。14，广州〕。1923年10月美国总领事简氏报告广州的情况说：孙政府在广州继续拉夫，平民怨声四起。各种各式的苛捐杂税，更促成社会之不满，罢市工潮之频发。杂税中包括鱼贩，黄包车夫，戏院，酒店，饭馆等等。鱼税引起鱼场罢市，现已调解复市。
饭馆税引起全市大小饭馆闭门停业，但政府坚持徵收此税，至今仍在谈判中。海关经纪人的工会被罚款十万元港币，该工会认为政府非法罚款，实为藉口抽取军饷之用，现工会会员如码头装货工人等，正在罢工中。〔美5246，1923。10。1，广州〕
六个月后，简氏又报告说：『广州的烟馆赌场继续做繁荣的生意，孙政府所谓的禁烟局，实际上是抽烟税的筹款机关。赌场大都为军队所包办，政府只得赌场的一小部份收入。孙中山政府以不合法契据为藉口，而没收的私产，共值约一千五百万港币。但迫得以低价变卖，因买者恐孙垮台后，其产权将不为新政府所承认』。〔美5416，1924。3。12，广州〕
在西关屠城事件发生前三个月，即1924年7月14日里，香港《华字》对孙政府有下面一段的评论：广州市本来是一个庄严璀璨的市区。但自孙政府执政以来，便弄成一个恐怖的世界。从前他们未有执政之前，天天的攻击人家怎么样不好，怎么样黑暗，怎么样野蛮，而自家则大吹特吹他们的三民主义，五权宪法，怎么样好处，怎么样救国，怎么样代人民求幸福。我们脑筋单简的人民，一听见这良好的主义，莫不欢天喜地的表同情于他。以为他们是先觉的智者，确具有三头六臂，拯人民出水火，而登衽席上的能力。所以出力的有人，出钱的有人，帮着他们，以为他们执了政权，则我们一般人民，必定得无穷的幸福了。而不知他们自执有政权之后，所干的事，大大不对，我们不独不能得享有丝毫的幸福，反被他们压迫到不能出气。
孙政府在广州的成绩，除了破坏地方，荼毒人民之外，绝对没有一点的好处。重徵租税哪，苛抽杂捐哪，强拉夫役哪，变卖公产哪，杂赌公开哪，鸦片公卖哪，白昼杀人哪，掳人勒赎哪，以及压抑舆论哪，大兴党狱哪，凡此种种所为，别人所不敢干的，他的则优为之。日出不穷，犹未已也。搜括人民的脂膏，剥削人民的骨髓，以饱他们的私囊，供给那一班吃人不吐骨的凶狼兵士，而至于掘无可掘，抽无可抽，日暮途穷的时候，则又连他们向日所持以欺世盗名盗利的三民主义，也想牺牲不要，而欲试验共产主义的政策，朝三暮四，可知他们实在没有一定的宗旨，一定的方针，而且没有一点的人格。
(四). 结语
黄炎培所描述陈炯明主政下的「一岁之广州市」，与这个孙中山所统治下的广州市，相隔不过两年，广东人民的处境，竟有如由天堂堕入地狱之比，真令人浩叹！国民党人说，陈炯明想做广东王，所以在广东做些好事；但是孙中山要武力统一，争取全国民主，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，所以广东人民不免受些牺牲。我们试问，二十年代广东人民付了重大代价，中国人民究竟得到些什么好处？
东征北伐（主要是得俄援之助）军事上算是成功了，但是结果还不是落得一个腐败专制的国民党政权，又丧失了外蒙古的主权，卒而引致了194 9年的共产革命。『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』，结果『目的』与『手段』分离不开，这是中国人民必须记取的沉痛历史教训也！
43. 各方调和经过
─────陈孙政见分歧，如走马灯之人形，走来走去，面背相向，两不接近。〔华字1924〕（1922年）六一六事件爆发以前，广州的官方报纸虽然尽力掩盖陈孙政见不合的事实，但是其他省港报纸，如香港无党派的《华字》日报，早已报导其事。南方一般舆论，大都期望陈孙不致决裂，认为「和则两利，分则两伤」。
陈孙部属持有这个观点的，也大不乏人。譬如，
1922年7，8月间，北伐军在粤北被粤军击败，黄大伟，李福林等余部随着许崇智绕道江西抵达福建。10月，黄，李两部入占福州。时黄即与国民党旧同志张继提议陈孙复合，条件是以炯明起用孙科，廖仲恺等人，并每月拨款若干，以资助福建的北伐军向外发展。
据《华字》的报导，当时陈孙二人已有接洽的表示，不料为许崇智，胡汉民二人所知，竭力反对，结果提议复合的黄大伟反被排斥离去〔华字1923。6。14〕。（黄大伟部原属粤军，
1921年援桂之役结束后，随孙北伐，1923年3，4月间，于闽南重归粤军阵营）。1923年1月中旬炯明宣布下野，是月下旬，粤军将领熊式亮即通电劝请陈孙复行携手。电文中有「党中健者，均以救国为前提，本无芥蒂之可议，不过政见不同，受各方弄骗，至使舞台自拆，呼吸存亡，若再各走极端，互相报复，虽成败得失，在所不计，而百姓遭殃，万灵荼毒，黄台之瓜，何堪再摘？」之语。〔华字1923 。2。5〕
1923年6月，广州美国领事报告，说亲孙的滇军在北江被沈鸿英部击败，退至英德以南的防线，广州因此又盛传陈孙复和之说〔美5092，1923。6。25 ，广州〕。6月13日，姚雨平由广州到香港，往晤华商总会司理叶兰泉，东华医院首总里黄屏藻，拟请用商会医院团体名义，分发电报往陈孙两方，劝其停战，「以苏民困」。当时叶，黄都表示赞同姚的建议，但以为一纸电报，恐不能发生什么效力，故须「三思而后行」。〔华字192 3。6。14；士蔑1923。6。25〕从1923年底广州近郊之役结束后，一直到1924年底西关屠城事件发生为止的一个年头里，调和陈孙复合的努力，真像雨后春笋的蓬勃兴起。
譬如，（1923年）12月，孙军中的粤系军人推出李福林为代表，到香港与陈派人士接洽，拟先行停战，再议条件，划石龙为中立地点〔华字1923。12。29〕。证之日后史实，孙军确曾在这一段时间内退出石龙，由商团接防自卫。但是「再议」什么条件，目前没有记录。1924年3，5月间，教育界人士也加入调和陈孙的活动。北方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有南下调和的消息〔华字1924。3。8〕；南方的岭南大学校长锺荣光，时在美国为岭南大学筹款，特致函蛰居于港澳的前粤军将领魏邦平，建议调和办法，向三方面进行：（一）由锺在美国发起「华侨和平会」，努力督促和平；（二）由锺联合国内的基督教徒，宣传调和陈孙的政见，以冀早日消弭干戈；（三）由魏邦平联络两方的粤籍军官，于适当的时候，通电发表意见。〔华字1924。5。10〕在调和陈孙的运动中，目前具有较详细记录的，要算是由黄居素和吴稚晖（敬恒）所发起的活动。
〔载于香港《信报》1989。4。29，高伯雨着，题为「粤军回粤」的一段短文：
“黄居素是广东中山县人， 21岁就追随孙中山，做过中山县长，在南京任第一届立法委员，又曾在粤军总司令部任过政治部主任，故与陈炯明关系甚深。陈去世后，陈演生所编的《陈竞存先生年谱》久已绝版，1980年黄把这书重印，并为之增订出版。”
又根据台北《蒋总统密录》1976，279页，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内，黄居素曾出任农民部长，共产党员彭湃任秘书。〕（1924年）4月下旬，吴稚晖认为摧倒直系曹锟的时机已到，致黄居素（时在南京）一函，请黄为调人，劝陈出兵与孙一致北伐，函中说：日内苏浙形势很严重，段派在鲁豫皖皆有整备。奉到必全力西向。直鲁水势既大，黄河桥已将圮，曹贼倒楣，必在此时。然最好东江之争暂停，请大元帅（指孙中山）
出赣，诸方一起，重要人已在江表，则事大定矣。劝陈军最好亦攻闽。。。。
出赣之说，弟已致书汪精卫先生矣。东江划防，齐出闽赣，做得到如天之福。先生以此意商诸汪先生可乎？一切调人，先生全力为之可乎？〔年谱1957，49；康白石1978，119〕黄居素向汪精卫徵求意见，汪覆黄信说他正在尽力设法，如有一线可走之路，必尽力走去；并且说：『以下意见，可否代陈于某公（指炯明），祈酌之，今日欲谋复合，必需首将一切政客，名士，军人易染之习气如体面论，势利论，利用论等一一尽地扫除。以革命党人之面目，以至诚不顾成败利钝勇往做去，方能将此不堪局面翻转过来』。
信末说：『中国非「革命」不可，「革命」非党不可，「革命党」惟「中国国民党」足以当之，此不可争之理论，亦不争之事实，然则志于救国者，尚有他途乎？』〔康白石1978，118 〕。（ 炯明批评国民党「排斥异己，视革命为版权所有」，汪精卫这几句话，怎能说服陈炯明呢？！）。
5月间，黄居素遂亲持吴稚晖的一篇长函，偕同前在漳州当《闽星》报编辑的陈秋霖到汕头谒见炯明，恳请重与孙中山合作。13日，炯明亲拟覆吴一函，托黄带回上海，向吴代申一切〔年谱1957，33〕。这两篇吴，陈来往的函件，另文再作补述。黄居素来到汕头，正是炯明召集「第一次汕头会议」的时候，「投北」或「和孙」，都不是炯明可以贯彻其联省自治主张的选择，会议的结果，在粤军方面，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。〔参考本书“陈炯明与粤军”两次汕头会议〕黄居素回沪后，于6月25日，邀同汪精卫，廖仲恺两人代表孙中山来香港，「在坚道某宅」，与炯明的代表马育航，邓伯伟会商复合事宜。廖仲恺传达孙中山意，坚持炯明具悔过书为唯一条件，马育航电炯明请示，
7月初旬，炯明覆电说「尚有难行之处」〔年谱1957，33〕。
据莫纪彭的回忆，炯明认为「咎不在己，无过可悔」。〔莫纪彭1997，24〕到了9月初旬，吴稚晖一人亲自抵港，找到莫纪彭，同赴海丰谒见炯明。据莫纪彭的回忆，吴稚晖告诉莫说：『（在上海），一日，陈璧君（汪精卫妻子）突如其来，手上拈得一张头等船票，叫我（吴自称）立刻到香港，找着陈竞存，看看陈氏这时悔过程度如何』〔莫纪彭遗稿〕。
据《华字》的报导，吴稚晖调和的经过如下：吴等候六七日，始得莫某同往海丰见陈炯明，痛哭陈词，力求和孙，勿阻北伐。陈以北伐不北伐是一件事，讨孙是一件事。然以吴远道而来，亦只得与之磋商。谓如中山能即离粤以谢粤民，东江部队，亦可以不追击。吴大喜，即赶回广州，与邹鲁赴韶关报告。孙文（中山）调和本无诚意，此时已知浙江有失败之势，北伐绝无希望，遂有坚持要陈写悔过书，受彼任命。吴以条件突变，难为调人，力与彼争。孙老羞成怒，反骂吴无用。「我天不怕，地不怕。我想那样就那样，即使食言，你又奈我何？」等语。吴失意而出，当夕出港，即搭苏州船赴上海，汪精卫赶出港劝留，吴谓广东全为孙中山弄坏，事不可为矣。我不特不能留，还请你早日脱离漩涡，免得一齐下水。汪亦怅怅而返。昨有自海丰返者，谓陈炯明最后又发一电与吴稚晖，谓须孙文先写一悔过书，然后有条件之可言，并可代全粤三千万人民出一口气云。〔华字1924。9。23〕
这就是为什么在1933年炯明逝世时，吴稚晖挽陈联中有「一身外竟能无长物，青史流传，足见英雄有价。十年前所索悔过书，黄泉送达，定邀师弟如初」之语〔荣哀录1934，8〕。1924年10月初旬，西关屠城事件的前夕，段祺瑞派代表许世英南下，到韶关谒见孙中山。许又表示拟到海丰谒陈〔华字1924。10。6；申1924。10。4，10。7〕。（究竟后来许有没有作海丰之行，目前没有看到记录）。
这段消息，也引起了国际注意，伦敦《泰晤士报》报导段祺瑞的代表到粤，企图调和陈孙复和，孙中山已在东江缩短防线，调兵北伐〔伦敦1924。10。4〕。（实际是调兵到广州，镇压商团）。1925年初，孙中山在北方病危的消息传来后（曾一度误传死耗），滇军则秘密派遣代表到香港与粤军方面联络，愿以广东政权交还炯明，而以保存孙系各军的实力为条件〔华字1925。2。2〕。
这时候，孙科也加入调和运动，《华字》有一段报导，透露出当时孙系内部军人政客间的矛盾：孙科过港北上，与陈炯明派之某要人会见，有希望陈孙复和，无条件将广东地盘让与陈竞存一节，已见前报专访。
据一般人推测，谓陈孙绝对无复和之理。但孙科提出意见，谓张段孙三派联合，地盘平分，广东则让与陈竞存。在孙科意见，以陈炯明时代，尚予市厅与太子派，今胡汉民得了省长，又欲以市长畀其弟，因此不值胡所为。又闻滇军中有主张联陈者，其理由亦颇可研究：滇军自谓联军将领，昔日号称五虎将（杨希闵，谭延□，樊钟秀，许崇智，刘震寰五个总司令），今谭延□之湘军已打得七零八落，樊锺秀之豫军经全军解散，许崇智实力不多，联军只有杨希闵之滇军可代表一切。若陈军不来反攻，滇军亦不进击，陈炯明返粤，滇军亦居客位，广东政权（指省长一席）让与竞存，关于广东军务善后督办事宜，滇军当得参加，藉维持现状，
以徐图返滇，此系孙文死耗到后之滇军最近消息，是否言由衷发，抑是别为宣传作用，与孙科之联陈主张同，孙科之作用，亦不外排去胡元老之一派耳。〔华字1925。2。4〕
可注意的，当时粤军所对持的「敌人」是孙军的「五虎将」。那时候，暗中正受着苏俄训练，苏俄装备的黄埔军校「学生军」，才成立不久，还没有引起一般人士的注意。各方调和陈孙的运动，为什么没有成功呢？（
1924年）6月27日《华字》记者曾作下面一段评语：孙陈调和问题，惟今日社会上一种重要的观感。。。以孙陈多年来的明枪暗斗，和而又战，战而又和，亦一走马灯式也。实则关于真正和好与否，以现象推测，距离尚远。夫孙氏之独裁观念，与陈氏之联治主张，目标既不同，亦如走马灯之人形，走来走去，面背相向，两不接近。。。换言之，陈孙两人政见，有一百八十度的分歧，如走马灯上的人形，永远无接近的可能了。
没有评论: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