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12).
第二次东江战役－ 粤军的解散
炯明于1925年3月初旬汕头失守时，即率所部人员在汕下海筹舰〔申1925。3。17〕， 4月初旬，退厦门，旋赴上海。9月16日，因迭接旧部之敦促，由沪抵港，筹划讨蒋事宜。〔年谱1957 ，35；华字1925 。4。15〕这时蒋介石正在广州筹备「东征」。9月9日，香港《士蔑》西报报告蒋的党军实力，共约一万六千人，第一师由俄国将军加仑（
Gallent）指挥，第二师由蒋介石本人统率。部队大部为俄国军官，有由少尉至上校衔所率领。蒋共有十四架飞机，全为俄人所控制。关于机关枪团的实力，极守秘密，大约有一百二十枝。枪手全为受过充份训练的俄国或中国人。（据国民党的记录，蒋介石任「东征军总指挥」，分三纵队，以何应钦，李济琛，程潜分任第一，二，三纵队长）。
10月3日，四川军熊克武被蒋介石扣留于黄埔，所部被谭延?与朱培德收编，据说在熊的总部中，
搜出有与陈炯明联络的密函多件〔士蔑1925。10。8〕。10月7日，《士蔑》报导说新自苏俄运来的大批野炮，和一全为俄国人的机关枪团，已紧急开上石龙前线。13日上午九时，党军开始炮轰惠州城，美国总领事简庆斯报告惠州失守的情形如下：10月15日，惠州给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军攻陷的消息，现已证实。惠州美国传教士来信，说惠州受两天重炮轰炸后，即为蒋军冲入占领。北门附近的城墙，几全为炮火所毁，守军卒不支而退。据可靠消息，学生军阵亡者过七百人，伤者亦众。〔美6778，1925。10。23，广州〕惠州不幸的成为广东自184 0年鸦片战争以来，第一个由中国人主导，外国人所指挥下的外国大炮所轰毁的中国城市！
10月17日，《士蔑》报导说：『惠州攻下的消息传到广州后，（俄顾问）鲍罗廷即于次日早晨乘专车到石龙转赴前线视察，并庆祝胜利。蒋介石亲到车站欢迎，加仑则未能来，因仍在前线督战』。惠州失守后，杨坤如率部向紫金方面退却，林，洪两部亦节节败退。10月21日失河源，22日失海丰，24日粤军谢文炳部反攻海丰不克。
到了10月底，紫金，五华，兴宁亦相继失守。11月2日，刘志陆部遂撤离汕头。汕头美国副领事章伯伦报告说：『在10月31日，大概是从香港来的一艘英国船，运来粤军一架飞机，但到11月2日，敌人已迫近汕头，即匆促的重装箱运走。海军方面，从10月5日「永绩」与「海筹」两舰由厦门运来军火，直到11月2日「楚同」舰运走政府撤退官员的一段时期内，每天都有一二艘舰停泊于汕头港口，似乎一共有六艘军舰来往于汕厦之间』〔美6885，1925。11。12，汕头〕。
在同一报告中，章氏叙述蒋介石入汕的情形如下：蒋介石偕同俄国顾问于本月（11月）6日入驻汕头，蒋显然是现在广州政府最重要的人物。他在庆祝苏俄革命纪念日的集会上演说，祝贺苏俄说：我们应该庆祝这个纪念日，因为俄国革命的成功，即是中国革命的成功。如果俄国革命失败了，我们今日便不可能有这个革命。让我们欢呼「俄国革命成功万岁！」，「中国革命成功万岁！」，「世界革命成功万岁！」，「汕头人民万岁！」
粤军于11月初旬全部退入闽南，厦门美国领事报告其解散的情形如下：『11月初时，粤军洪兆麟与林虎的军队约二万人，退入福建南部。由陈炯明与福建都督周荫人的安排，漳州的张毅与汀州的李凤翔受令让出福建西南边境四县（云霄，平和，永定，上杭），暂给粤军驻扎。
最后这些军队大部被遣散回乡。刘志陆率领一旅(约一千人)投靠张毅』〔美704 3，1925。12。24 ，厦门〕。这样结束了第二次东江战役，也就结束了这一支军纪严明，由辛亥革命，两次讨袁，援闽护法，
回粤，援桂，抗孙，讨蒋，转战经年，支持联省自治的武装力量一段光荣的历史。
23. 闽星发刊词
──世界人类，本来各有博爱本能，既然晓得爱国，何不教他充其本能，去爱全人类社会？
（陈炯明1919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北京大学学生因为巴黎和会，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的问题，中国外交失败，于1919年5月4日抗议游行，引致了日后所谓的「五四新文化运动」。历史学者对这新文化运动，已有很广泛的研究与探讨。
因为观点不同，分析与了解的程度，亦各大有差异，但是在运动的主潮中，所标榜的共同趋向的目标，无疑地是：（一）民主政治，（二）人道社会，（三）科学教化，（四）互助伦理。至于如何达到这些目标？应该走的是什么的路？那就有各种不同的见解了。陈炯明在漳州公园里建立一座惹人注目，方柱型的纪念碑，四面刻着「自由，平等，博爱，互助」的四句标语。
他在《闽星》的发刊词〔全文载于：五四期刊1959， 525-29 〕里，申述这四句标语的意义。他指出改造中国，必须先从思想界改造起；但是要改造思想，断不能以革命(Revolution)手段，「洗脑」方式的办法去做，而是要选择一个「共同适应，毋相侵碍」，「博爱互助」的「进化」(Evolution)步骤。所以炯明认为「新文化运动，即为思想界的改造，使人人。。。在进化线上走去」，而进化的极点，就是「使全人类有均等的幸福」，「达到无国界，无种界，无人我界。。。的境地」。
这是否只是个理想的「大同世界」呢？但是，理想若果能够普及，成为人人的常识，理想岂不是实现了。当炯明在广州法政学堂就读时，采字『竞存』，显明受了当年极盛一时，达尔文的『社会进化论』(SocialDarwin ism) 的影响〔周策纵1960, 64n-t〕。十年后，炯明强调为了『自己生存』的竞争，而『不管他人死活』，实是阻碍人类进化的坏思想；所以必须加上『博爱互助』来做全人类思想的进程。
留美学者谢文孙教授在其哈佛大学的论文中，对闽星发刊词作一详细的分析，认为炯明所说的，是把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，
和著名安那其主义者克鲁泡特金(Kropotkin)的互助论，综合起来的理论〔谢文孙1962，211 〕。炯明又认为世界人类，本来各有博爱本能，既然晓得爱国，何不教他充其本能，去爱全人类社会？换言之，国家现代化的目标，不是狭隘的振兴民族（民族或国家主义Nationalism），而是思想的解放。这是发刊词内所提出的『全人类社会主义』的重点。
炯明解释他为什么反对国家主义的理由：国家主义就是政治野心家借来作一种「欺世诬民」的手段，并非人类社会的福音。何以见得呢？强者用来侵略，固不消说了。就是弱者因受压迫，急不能择，拿国家主义来维持他的生存，抵抗他的危险，唤起民族自决，促进民族努力，固然可得一时的效验。但是效验到了表着的时候，他的民族，便养成一种排他性，自大性，睥睨世界的野性出来。那时政治野心家，迷信政治的万能，又要利用这个机会，再进一步，高唱「帝国主义」，「超人主义」，「军国主义」来发挥扰乱世界残贼人类的手腕。
炯明认为中国地位具有左右世界的力量，因为『中国占了世界一块大地，天然物产异常丰富，人种亦异常蕃昌，开化历史，又远在欧美以上』。所以世界的演进，中国负有极重的责任：中国今日不见长进，世界就做成「畸形跛足」的悲观。若是长足快进，仗着博大无伦的天惠来贡献世界，恐怕打破世界的迷梦，混一人类社会的事业，就要推我们人口最多的中国了。
昔日拿破仑要用「帝国主义」来混一欧州，今日威廉又要用「超人主义」来管领世界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且旋踵就失败了。但是世界各国，有了国家的形式，一日不能打破，人类社会就一日不得安宁。我们研究打破国界的武器，在今日民智已开，固不能倚仗武力，亦不能靠着一国。因创造世界进化，是人类应负担的事业，所以这个武器就是靠着全人类的思想。因为思想的努力，应该用来创造进化，不应该用来制造罪恶。全人类的思想能够变迁，一齐努力，就会造成一个打破国界的武器出来。那就不怕人类社会没有混一的时代了。发刊词的结语说：『由是用经营世界的精神，来创造中国的新生命。思想一变，新机大来，前途光明，没有穷极』。
24. 列宁派来代表
── 列宁辈究竟葫芦里装的甚么药，尚未鉴别清楚。〔吴稚晖1920〕炯明在闽南励行新政，推动新文化运动，一时漳州面目崭新，潮气蓬勃，引致了苏俄政府的注意。1920年4月下旬，列宁密派波特波夫（
Potapoff），易名路博（Lupo），赴漳州访问。〔注：根据（年谱1957，25），波氏于4月29日到漳访问；又根据（美893 。00B/ 8，1920。11。11），上海公共租界警察局长麦休恩(K。J。McEuen)致美驻沪领事函中所述，波氏应于4月22或23日离沪赴漳的。〕兹在这里根据身历其境的梁冰弦和陈其尤两人的回忆，作一综合的记述。〔注：梁冰弦1951，18─34；陈其尤1985，42─43。两人所述大致相同，细节则有差异。
陈的口述回忆是60年代在北京完稿的。梁着则为50年代在香港出版的，所述事实，当较没有政治背景。〕苏俄代表访问之前，是由住在天津策动组成（中国）「社会主义者同盟」的苏俄党人布罗威氏，通过闽南教育局职员姜某，进言炯明，说有「列宁至友波氏，将向亚洲诸国进行其推动革命任务，同时也为苏俄取得助力，方能挣破欧洲封锁难关。布氏愿保证波氏善意，请华南有地盘有凭藉的革命集团，接纳他的使命，共图发展，若表同意，波氏即南来」。
据梁冰弦的记述，炯明的回答是：『闽南，这中华民国的一个角落，刚巧由我在此看家，你们，在这里工作的同志，认为要干甚么，只要商量过，最后经我同意，那便甚么都不妨干去。比方这苏俄朋友，请他先来看看我们这里是否算得个地盘，这么个小局面是否算得有凭藉，一切谈谈也好』。（据陈其尤于1960年代在北京口述的回忆，事先是由在上海的孙中山通知炯明，说苏俄代表要来漳州访问，炯明同朱执信，廖仲恺商量后，表示欢迎的。）波氏和随员秘书一行六个人，由「社会主义者同盟」华北区代表黄超海陪同，从上海乘轮到厦门转乘小船抵漳州。陈其尤代表炯明到码头迎接，下榻于公园内新建成的教育局。为了保持机密，避免外间谣传，先行通知厦门当局（李厚基），诡言是外籍工程师，特请来帮助筹划开发龙岩大煤矿的。波氏还避免穿着苏俄海军中将的制服，改穿便服。
波氏带来列宁给炯明的亲笔信，和亲笔题名的照像。信中内容是对中国革命表示关怀，对陈表示敬佩和鼓励，由波氏述请陈多做农民运动，注意发动群众，并说如果漳州需要，可以将储存海参威的军械提供粤军使用。是时，炯明认为革命应赖自力，乃婉谢之。覆信是由朱执信起英文稿，由廖仲恺打字，信中大意是对他派代表前来表示感谢，并介绍中国当时的政治局势，对于提供军械问题，则答以现时漳州无港口可以接收，待回至广州后，再行计议。
这封炯明于5月8日给列宁的覆信曾于1921年3月刊载于苏俄的《外交部公报》里。〔陈其尤1985，43；年谱1957，25；传记文学1989，58：3：112〕在私人谈话中，波氏曾向陈其尤表示苏俄愿意帮助中国完成革命大业。
据梁冰弦的回忆，「闽星」报社同人与波氏等开座谈会。波氏问「闽星日报」和「闽星周刊」是否代表此间全般意见。报社同人答说：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群，视个人的自由如命，思审自由和发表自由，谁也不能制限人，更不受制限于人，
多数共同的意见则假定为现时的真理。这些人敬佩苏俄的革命，却不同意苏俄革命后治权侵夺了人权。「闽星」批评苏俄宪法精神，可以说是现在中国自由社会主义者的大多数意见』。波氏说，苏俄并非不愿给人人自由，但反革命的残余势力尚在，请问要不要镇压。报社同人答说：我们辛亥推倒了数千年的专制传统后，民众懂得有更好的共和政制，即不患再有反革命，所以袁世凯徒自讨死。我们相信将来为公道而行社会革命，一举成功，大众惟知拥护公道，再无妄人来反公道；如果又用暴力侵夺自由，那么自己才是真正的反革命。
波氏和随员等在漳州逗留了两个星期左右，即起程回国。总司令部赠给他们港币二千元，并派秘书李瑞珍陪同送他们经厦门往香港，由香港再转乘轮船，取道海参威回苏联。波氏等一行虽保持机密，上海公共租界警察局早已探得其事〔美893 。00B/ 8，1920 。11。11，上海〕。在波氏访问漳州之前，英美两国的情报里，对炯明已常有「布尔什维克将军」（Bolshevist general）和『社会主义者』（Socialists)）之称。究竟炯明那时是不是一个「社会主义者」？他对苏俄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？显然的，炯明在「闽星」发刊词里所倡言的「全人类社会主义」，与苏俄所施行的「无产阶级专政」的「社会主义」，自有天渊之别。
当时的中国的知识分子，大部份对苏俄也不大了解的。在炯明「照例以十二元一桌和菜款待嘉宾」的席间，吴稚晖曾说过：『理论方面，什么马克斯，牛克斯那一套，十几年前我们在巴黎《新世纪》报上已作过很多的辩论，而终于反对它。现实方面，社会革命起于一国亦自有其条件，
列宁辈究竟葫芦里装的甚么药，尚未鉴别清楚』。〔梁冰弦1951，17〕吴稚晖这句话很明显的解释了当年陈炯明和大部份的中国知识分子，对苏俄所采的态度。他们对列宁「葫芦里装的药」，实际上不大清楚，但是对之并无敌意，只有好奇心，而且对于列宁领导受压迫的俄国人民与「帝国主义」的斗争，实表同情与敬慕。所以「闽星」报曾以「红年大熟」为题，祝贺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〔年谱1957，24〕。据梁冰弦的回忆，陈独秀于六一六事件孙陈决裂的前夕，曾到惠州游说陈炯明，劝炯明加入共产党，领导华南发展，炯明不同意，结果两人不欢而散〔梁冰弦1951，39 〕。
25. 陈炯明与宗教信仰
──欧美先进国家，受宗教之感化，进于文明境地，犹以政教分离，解放思想之束缚。（陈炯明1927）五四时期，陈炯明在漳州写了一篇文章，题为『不为罪恶的奴隶』〔陈炯明集1998，408 －418；原载《闽星半周刊》第1卷，第2号，第3号，1919年12月4日，8日版〕这文章很显明的表露了炯明对宗教信仰的态度。
炯明说他本人不是基督教的信徒，对于基督道理，算是一个门外汉。但是他曾阅读基督圣书，也和信奉基督教的朋友们谈论过基督教义。故此他对于基督教，不但无排斥的态度，而且逢人便劝他们去信奉。炯明说他的法学家朋友徐季龙(谦)，年来眼见中国政治社会人心风俗坏至极点，便下了“救国的决心”，就去“逃儒归耶”，
很恳实很求是，笃信了基督教，又将基督道理揭出精义，宣传福音，特别提出『为上帝的子，不为罪恶的奴隶』两句圣书。炯明就以此作题，申述他对宗教信仰的意见。
炯明指出基督教发起时，有四方面的背景：一是酋长要来奴隶平民，把自己抬到天子地位，却拿平民压在自己脚下。民权不得自由，这是平民做了政治上的奴隶。一是多神，平民精神上都被无数偶像所束缚。思想不得自由，官能变为废物，这是平民做了偶像的奴隶。一是犹太被罗马灭亡，罗马居征服地位，犹太居被征服地位，永永不得平等，种族也恐怕灭亡。一是保教反响。基督教本是犹太国民一种宗教，犹太既亡，国教色彩自然没有存在。
炯明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讲平等、讲自由、讲博爱, 讲牺牲, 苦行救世的人，眼见当时悲惨的环境，就发生一个实际的『要求』，由『要求』方面寻讨『适应』，就定了这个『为上帝的子，不为罪恶的奴隶』的真理。这是怎么样说法呢？炯明解释说：人类共同生活，本来没有阶级可分的。酋长国王凭着势力强分阶级，要去单独做个天子，不让百姓平等。基督排他的手段，就拿上帝来做天父，人人都做天子，不让单个人来压他。笃信这个真理，努力奋斗, 那政治上的奴隶就可以解放了，政治上的平等自由就可以恢复了，所以欧美各国信奉基督教。他的百姓就会争平等争自由，将民权完全恢复。君主专制政体早已“摧陷廓清”。美国林肯对于黑奴解放，也是受了基督感化建造人道的光荣。
炯明进一步说：
“今日欧美各国能够这样强盛，都是百姓有了自由平等，才能发挥各人的才能， 来建设国家社会的事业。这个原动力不得不归功基督教感化力的伟大了”。炯明指出人类的自然生活，虽然要打破政治的束缚，但是精神的生活若被多数偶像所束缚，比政治束缚还要利害些。所以基督建立一神说，把“上帝”一个神来征服多数偶像的神，使消归无有；而且，
把上帝来做“天父”，把信徒来做伊“子”，使有可亲可爱绝无可怕可畏的意味。
凡是可怕可畏的东西就是魔鬼。魔鬼既然代表可怕可畏，所以多数偶像的神，凡含有威权的彩色，都要退在魔鬼的地位。这是基督征服偶像，保护精神的根本手段。基督怎样征服罗马呢？炯明解释说：犹太灭亡后，犹太人愈见愚弱，罗马又是非常强盛，要谋革命，事实上实在办不到。。。基督要救犹太，知道用民族主义是不能够的，所以用个宗教来做武器。。。罗马强权不合人道，犹太人固然被他摧残，罗马人何尝不是同样，所以基督创立『罪恶的奴隶』一说，使人人知道“不为”；又创立『上帝的子』一说，使人直接上帝，知道我主在天，不在人世。罗马君主是一个魔王，自在言外，不用说了。
这是基督变相的革命论，也是弱国报复强国的武器论。基督教不但征服罗马，而且跨越国界，流存万世，炯明作下评语：后来罗马果为基督教所征服。是罗马灭犹太者，灭他的国家形式。基督征服罗马者，征服他的民族精神，比较更为利害的。。。。今日欧美各国都是基督教孕育范围，各民族受了千余年的感化力，根深蒂固，养成一种“犹太式”的种性，说是"犹太复活"，亦无不可。基督成此大功，全是以『人类为上帝的子』一个教义，所以能贯彻博爱牺牲的主义，支配着世界。
炯明这样恭维基督教，但一生没有正式洗礼奉教；晚年时，也没有“逃儒归耶”，“归佛”或“归道”。他说他所信仰的“上帝”，是与徐谦所信仰的“同原而异观”：我们若不彻底觉悟，努力为“主”，就要坠落奴隶的生活了。“主”是什么？就是徐先生所说的上帝，（徐先生的上帝与我的上帝、同原而异观）。上帝无论在天在地，在我们的自身，都可把他来做个“主”。能够笃信这个道理，去创造真正的人生，世间虽有罪恶出没，却不能派我们做他的奴隶，并且可以努力打破世间罪恶，解放奴隶出来，这是根本方面“不为”的积极工夫，人类应负的责任了。
至于怎样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，炯明也有很明确的表示。他于1927年在所着的《中国统一刍议》一书里，评斥孙中山仿效苏俄，引进『党化』运动。〔参考本书“漫谈党化教育”〕其中一段说：欧美先进国家，受宗教之感化，进于文明境地，犹以政教分离，解放思想之束缚。〔陈炯明1927，119〕炯明的意思是宗教虽然是促进西方文明的主动力，但是『政治』与『宗教』必须分离，不能相互干预，这样才能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，人民思想才不受束缚。譬如以美国来说，『政教分离』是联邦宪法最基本的一个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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