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. 维新立宪，辛亥与二次革命，闽南护法
14. 陈炯明的仪态
笔者在国外搜集的资料，其中有些描述陈炯明个人的仪态，抱负，嗜好等的第一手记录。兹在这里节录数段。辛亥革命同志莫纪彭(广州黄花岗之役选锋「敢死」队领导人之一)在其回忆录中，对法政学生时代的陈炯明有如下的描述:(朱)执信屡屡提及有学生陈竞存者，品学兼优，并且热心国事，是以余(莫自称)心仪其人已久。
竞存寓广州旧仓巷鸿来客栈，而广州谘议局议员伍汉持。。。亦开设医院于此巷中。余每赴伍处，辄顺道拜访竞存，渐相投契。竞存身材修长，双目炯炯有光，热情好客，与人辄能相见如故，坦诚相谈。余往把晤，常与之纵论时事，盖竞存已有强烈之革命思想也。余兴尽辞出，竞存必亲送至门口，殷殷话别。〔莫纪彭1997，5〕民国初年，炯明曾任龙济光为广东总绥靖处副经略，龙是清末时期统率新军的将领，辛亥黄花岗之役后两个月，清廷饬令把他从广西调往广州，助两广总督张呜歧镇压革命党人。
广东光复时，龙宣布反正，与革命政府合作，并遣派所部济军北伐，南京之役，建功尤大。1913年初，带所部回驻广西。第二次革命爆发，受袁世凯收买，回师广东，炯明逃亡南洋，龙遂治粤三年，摧害革命党人。1916年，炯明潜回粤，与龙战，袁死，龙曾示意愿将广东交回炯明，不肯交与桂系陆荣廷。所以在辛亥和二次革命时期里，陈炯明与龙济光之间，有一段「公仇私谊」的关系。
1912年炯明委任龙济光为副经略时的情形，据目睹者锺德贻的回忆说：(1912年5月)以龙济光所部滇军驻守观音山(即粤秀山)，防守严密，深为不便，尤恐发生冲突。。。一日，陈(炯明)偕锺(德贻)到两广督练公所旧址，察看房舍后，即由后门出，到观音山脚，离龙部哨兵甚近，陈竟交名片给锺，着交龙部卫兵传达会见龙济光。龙大为惊异，问卫兵他带多少兵来？卫兵答以带两名护兵，另官长一人。龙即下山迎接，同到他司令部，表示钦佩。
陈告以清帝退位，民国告成，请龙效力民国，帮助一切。龙甚为感激，答我只有服从军统(指炯明)，死亦甘心。陈告辞下山，龙送至莲塘街，直到德宣街口，经陈屡劝始回去。陈旋将龙部改编为十二营，仍由龙统率，并任龙为总绥靖处副经略。龙衷心感激，可想而知，陈亦引为心腹，每对人言:『有我陈炯明三字，龙济光就服从了』。〔辛亥汇辑1980，4：41〕由这段叙述，可见炯明待人坦诚恳切，如莫纪彭所说的，有「不念旧恶之坦荡襟怀」;也正是为了「公仇私谊」，终其一生受到了多次重大的挫折。
二次革命第一次讨袁之役，广东都督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，香港一英国记者到广州访问，并参观阅兵礼，对炯明的仪态有下面的描写：本报记者由广州的报告：今日陈都督在燕塘阅兵，
共有步，炮，工兵约二万人。我在侍卫室等侯不久，四室忽起严肃的微声，『总司令来了！』各军官忙着跑前行敬礼，军乐起奏， 他骑上马，谚云：『衣着并不重要』， 那是骗语，
我上星期访问陈将军时，他穿着中国式的粗布长衫， 今天他穿着将军的便装制服， 看来真英威， 我差点不自觉地向他行一敬礼！ 他看我一眼， 给我一个微笑，一阵子我自己觉得很可自傲。〔士蔑1913。8。2〕
第一次讨袁失败，炯明亡命南洋，日后白逾桓对炯明在南洋一段时期的生活情形，有下面的描述：〔按：白逾桓与居正于1913年7月下旬在上海吴淞举兵讨袁，白任吴淞要塞总监，居为司令。〕(余)乃与柏文蔚，李烈钧，林虎，谭人凤等先后走集于星洲，而陈君已先至焉，且欣然为陈道主，以星洲华侨多粤人，除陈君外，几无人能执此役。余见陈君自奉极薄，每日只粗食三餐，或香蕉数只，或则行军床一具，星洲天气炎热，蚊虫之威，甚于蚊雷，能隔衣刺人，陈君脚不着袜，同人有作狎亵者，陈君绝迹不去，且绝口不谈声色事，每日不分昼夜，办公读书，寐无定时，且为时极短，陈君精力过人，不但能战胜民贼，且战胜气候，臭虫，蚊虫及一切外来引诱之物，盖非常人之所能及也。〔白逾桓1933〕
1918年8月至1920年11月间，炯明在漳州建设『闽南护法区』，曾当过教育局长的梁冰弦，在1950年代所着的《解放别录》〔梁冰弦1951〕里，对炯明在漳的生活情形，和私人谈话间所表露的意见，有多处很详尽的描述：梁冰弦等一行抵漳，踏上这小王国，便留得异样的印象。行馆就在总部面前公园旁边，一所空空落落的房子，每一住室仅有一张竹榻，两张竹凳，和一小方桌。梁氏占了一室，方将行李堆入室中，小王国主人陈氏来了。陈氏身穿灰布袍子，手持一根藤手杖，翘起两蔽威廉须，乜斜双眼【按:炯明患远视眼，当不戴眼镜时，有给人「双眼斜视」的印象】，一个佩勃郎宁手枪的卫士长，八个佩盒子炮的卫士围随着。一路踱来，早听见陈操客家官话在抱怨卫士们道：『我屡屡说出门不要你们跟着，为什么不听我的话』。卫士们却只微笑，陈挥杖喝走卫士们，拉着梁一同坐上竹榻，
便打开话匣子，谈粤中政情，谈国内概况，谈北京学生运动，谈闽南护法区的种种，一谈便过了两小时；然后由他导引，多人一起，步越公园，往总部去。。。
是晚，炯明欢宴客人，为梁等洗尘，梁描述其情形说:总部系前清协镇署，庞然巨物。敞厅上已排好筵席，食顷，
第一军长邓仲元(铿)说:「客来这里照例饷以六块钱和菜，各省督军首长代表来过多少都一样款待，今天每席菜是十二块钱的，外加白酒，香烟，橘子，甘蔗，啊呀，我们到此将一年，这回还是第一次见到的场面呢」！总参议李文范说:「今天是我出的主意，特殊的客人应用特殊的款待，老总(指炯明)大约正合心意吧？」陈总爷却一本正经道:「人言不讲究吃的，不成其为广东人，其实只可说珠江三角洲一区的人，此外东西北与南路人都很随便的。」座中人对这说法都表同意。
饭后，炯明拉着梁冰弦谈了一午夜，『谈到社会主义运动，陈同意孙中山说的，中国只有小贫和大贫，没有显然的阶级，用不着斗争；中国向来一个皇帝独裁，实际是乡绅局董分裁；今后要全体人民议政，却不要谁或甚么阶级专政。;社会主义似乎是世界共通的，实则将来各国家民族应各有其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，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剥学步苏俄。这是当时陈氏见解的重点。
自是一连十多天，陈氏独自一人不论早午晚上，踱到梁氏住所，躺在竹榻上，上天下地，谈个不休；梁则每饷以花生米，炒栗子，或芝麻糖。陈于衣食住一切享受似乎与自己是不相干的，更不知道人要钱才能生活。每次聚谈都带有办书局印刷刊行书报计划』。对于炯明之富有责任心，梁冰弦说:冰弦有一回满怀怅触，曾诚诚恳恳劝陈氏自动把甚么乌总司令丢进垃圾桶，自己宣告回复清白的平民身分，正正经经干社会工作，其影响于人心更大。陈氏答说，我最看不起只能独善其身的君子，好人有余，成事不足，我倒反过来劝你努力期成一个总司令，不要好人偏放弃权力，让坏蛋予取予求，世事原来多半是秀才弄糟的。。。
1950年代由老同志在香港编写的《陈竞存先生年谱》，其中也有一段述及炯明的负责心：先生(指炯明)中年率军入漳州后，一日偶游江东桥某寺，归笑语人曰：『某寺似吾旧游地，何途径之熟耶？昔苏东坡游金山寺有「前世德云今我是依稀犹记妙高台」之句，吾之前生，岂曾为此寺中之头陀耶？人如有前生，吾前生似应是一苦行僧矣！』此虽先生笑语，亦正可窥见其生平境界有如此者，盖自谓以出世苦行精神，来入世服务耳。
1921年1月粤军回粤后，北京美国公使馆武官马古德中校(Major Magruder)到广州访问，作下报告：经过一位好翻译，
我和陈炯明将军谈了一个半小时。陈氏看来是一个很聪慧的人。他的眼睛是我从未在中国人中看到那样和善的。他样子特别好看，态度平和而机警。我不能说他是一个有强悍性格的人，
因为他的表情太和善了。我们谈了很多事情， 但主要的还是有关军事方面的事。他问我很多有关我们(美国)军队的问题， 但只告诉我他自己军队的大概情况。他郑重地声明在南方的领袖里， 各人的计划和目标是和谐而无间的。〔美3338，1921。2。15之附件4，1921。1。27〕
美国记者也来访问，对陈炯明与吴佩孚的仪表还作一比较，香港的《华字日报》报导说：字林报(North China Daily News) 之驻京美籍访员吉伯达(Rodney
Gilbert) 于一星期前至广州访查南方情形。。。。与陈炯明谈话， 云广州官场已将一切繁礼删除。各官署随客出入，不加禁止。记者访陈炯明，可直入其公署，只向阍者言明理由而已。在广州各署内外，
均异常清洁， 如桌布窗廉玻璃等，皆绝无纤尘，室内物件整顿完全中国式。记者见陈， 始知其为纯粹之华人，陈能略操英法语，官话亦娴熟。陈之崭露头角， 为时尚短，颇似吴佩孚之震动一时。以二人比之，
吴身材短小， 如南方人， 陈则魁梧如北方人，全无粤人气味。二人谈话， 吴之口气简单，不重视政治，陈则极讲究政事， 且陈不喜多谈。记者初见之， 即以崇仰之意告之，彼却不动声色，
默而不答， 毫无客气态度。记者不得已请其通译告以来粤宗旨， 专为徵求陈将军之政策与思想。于是陈知来意， 乃令斟酒饔客，细谈约一小时。
历述辛亥革命以来之事，最注意广东方面及最近之新改革。〔华字1921。2。23〕莫纪彭对炯明的个性与操守，描述如下：竞存躯干魁伟，因其康健倍于常人，不注意或竟不知衣与食二事为何物！每食不辨精粗，与食仍雄谈或办公事，家人虑其过劳，私送一碗燕窝羹，他一口吸尽，料亦不知其为燕窝补品也，衣架上春夏秋三季衣服挂满，他随手拈来，即穿上而不辨其何季令也。尝自言可活至九十，以其得天独厚，人皆信之。他自命不知钱是何物，并不知女色为何事，尝嘱余代觅高手刻图章两枚，分镌『不二色』并『不蓄私财』两句，竞存娶发妻黄氏，年四十已育四女，而尚无子嗣，太夫人杨氏屡促纳妾，粤俗不禁『平妻』，竞存始终不以为然。李端（莫之妻）于民国四、五年间在竞存家，教其次女璧瑶（
此女为料理家务，年逾三十，尚未出嫁）中国文字。一日师生密议，为其父物色侧室，璧瑶语端日：『尝在尊府见表姊（即陈亚识），貌虽不佳，人甚良淑，不知可为余父平妻否？』端笑应以表姊姓陈。璧瑶乃不再提及此事，以同姓不婚也。
15.
早年革命思想与活动
───「民族革命」，「社会改革」，和「人权保障」是「中国革命」的真实工作内容。陈炯明于1878年1月13日(清光绪三年丁丑十二月十一日已时)， 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白町乡。出生之日，父亲陈暄(字曦庭)恰好接到考中秀才的喜报，因此把儿子取名为「捷」。陈捷小时入学，用「赞三」为字，到他考中秀才后，才改用「炯明」之名，又曾字「月楼」。
入广东法政学堂后，改字为「竞存」，也曾用笔名「陆安」。炯明采字「竞存」，显然是受了当日极盛一时，达尔文的「社会进化论」(Social Darwin ism)的影响〔周策纵1960，64：注t〕。十年后，他在漳州写了些文章，对「进化论」与人类的思想，有进一步的论断。一个人的思想是由时代，环境，和自身的经验培养出来的。
炯明在辛亥革命以前，从穷秀才到谘议局议员的所作所为，表露出他不是「为了谋功名，求出路」，而是「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思想」的青年知识分子〔陈其尤1985，36〕。莫纪彭于1908年认识那时三十岁「坦诚相谈」，而「渐相投契」的法政学生，曾回忆说：『当时革命思潮澎湃各地，广东以滨海通洋，受外国影响尤深。竞存之革命思想，与其组正气社等革命行动，实与当年一般青年志士初无二致也。唯竞存复留意地方建设，倡办海丰自治会，戒烟局，育婴堂，
县仓等机构』。〔莫纪彭1997，5〕清末政治腐败，民不聊生，加上列强的武力压迫，政府衰弱无能，给中国民族带来空前的侮辱。一般「青年志士」都有「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」的抱负。无疑地，这种民族革命思想是当日时代，大环境里，很自然的产物。但是炯明也有留意地方建设，改革社会的思想，可以说是从他个人自身经验，体会培植出来的。
炯明在法政学堂攻读，在家乡海丰办《陆安自治报》，在广州办《可报》的时候，亲笔写过很多文章，可是在一九四二年，日军进占香港的炮火中，竟全数失存了。这里只能根据他当日在「民族革命」「社会改革」和「人权保障」三方面上的行动，来对他当日的思想作一探讨。炯明幼时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，早富有民族革命的思想，
也显示出做领袖的才干。二十岁时，适值维新政变，康有为，梁启超出走日本，便召集青年人士，开始讨论新政治运动。二十一岁时，与马育航，林树声等同时考中秀才。次年与马育航集资试办小农场于田心乡旁。〔年谱1957，7〕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，八国联军攻下北京，列强的武力给中华民族一个深重的屈辱。
1901年清廷下诏，进行改革教育制度，废除八股文，设立现代学校。炯明于1904年进海丰的「速成师范学堂」，1906年毕业后，原定出任高等小学的校长，但因局绅认为陈是『革命派』，不肯聘任。这些时，炯明因没有任教职，在家闲着，常到高等小学，帮助学生改卷。『陈的家庭很穷，有时无钱买米，三几角钱也要向人借。对穷人同情，对局绅痛恨』。〔袁驾洲1985，45〕1906年7月，二十八岁的陈炯明考入在广州新设立的『广东法政学堂』。
两年后，以最优等生毕业。炯明在法政攻读时，有两件事，很引起世人注意。一件事是领衔控告惠州知府陈召棠。1907年陈召棠兼任清乡督办，握有就地正法的权，每遇盗警，即派兵围捕乡村，不问是非轻重，被捕者即尽被杀，甚至未满年之童子，亦不能免。『有曾姓十三岁童子被捕后，其乡绅老诚恳保释，经陈召棠批准，讵童子已于前一日被斩首矣！凡此严酷之案，多不胜举』〔年谱1957，11〕。
5月时，炯明领衔控告陈召棠：张友仁知陈炯明为人好抱不平， 1907年因惠州知府陈太府(召棠)十分恶劣，惠州的一些绅士决定要告陈太府，但无人敢在告状第一名，因为具第一名的要到广州出庭对质，如被认为诬告，有杀身之祸。张友仁认为陈炯明可取，介绍陈炯明具第一个名字，问陈炯明敢不敢，并说具第一名的可得一千元。陈炯明说愿意具第一名，但不知告陈太府的根据如何。当时惠州士绅列出陈太府十大罪状，并由陈亲自参加调查人证物证，在证件确凿之后，陈炯明决定愿具第一名，惠州的一些士绅准备给他一千元时，陈击案批评说:“我是惠州一份子。我不是为了钱才来参加告陈太府的”。后将这一千元作为广州惠州会馆的建筑费。告状到了广州提督，提督提讯，陈炯明和陈太府当面对质，陈炯明力陈陈太府的罪状，陈太府无言以对，被当场撤职扣押。。。。
〔袁驾洲1985，46〕以一个不满三十岁的法政学生，竟敢冒着杀身之祸，为乡人抱不平，又不求个人功利。袁驾洲说:『炯明的名声因此大震，人们认为陈有本领，有胆量，又廉洁。』另一件事是1908年陈炯明利用寒假师生回家期间，以祭文天祥为名，密集乡中知识分子锺景堂，
马育航，锺秀南，陈达生，陈觉民，陈演生，马镜如，马伯超，陈春魁，陈宗岳，林斗文，罗荣光，黄杰群，马那雄等三十余人，在五坡岭的方饭亭宣誓缔盟，「分头开始民族革命之运动」。〔年谱1957，11─12〕[按海丰县城外北郊二里许的一个小山坡，叫五坡岭。
宋末丞相民族英雄文天祥(1236 - 1282)于127 7年率残部转战于江西和粤东一带，次年进驻海丰，在五坡岭刚要进食的时候，元兵突至，不及迎战，遂被捕。后押到北京，元人以丞相之位利诱他，他拒不接受，困狱中数年，卒于1282年就刑于柴市。二百多年后的1515年(明朝正德十年)，由惠州府批令，民间捐资献工，在五坡岭建亭纪念其事，叫「方饭亭」，又在亭前山坡下建「表忠祠」。这个民族英雄的古迹，在晚清时期，对海丰人民，尤其是年青的知识分子，留下深远的影响。〔海丰文史1985，11〕]由上述两件事，可见得炯明当法政学生时，已经是不顾个人生命安危，开始置身于改革社会，和民族革命的切实行动中了。
炯明于1908年7月毕业法政学堂之后，回乡一年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，戒烟局等社会工作。又筹办《陆安自治报》（后改称《海丰自治报》），自任主笔，锺景堂，马育航，陈达生，陈演生等分任撰述。每遇盗劫案发生，《自治报》常以「不均产之害」为标题，可见炯明「虽正在致力民族革命，而于社会根本病源，已有所见」。〔年谱1957，12〕1909年7月，炯明被选为谘议局议员，回到广州，即凭藉议员地位，积极推行各种改革社会与保障人权的议案。
炯明注重社会病源的思想，究竟从何而来的呢？这该是从他个人自身经验，培植出来的。炯明像其他长大于旧时代恶劣环境里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，清政府的腐败，对他们是切身的问题，这与一般在海外奔走革命的革命党人，对「民族革命」，实有不同的观点。炯明一直以「革命」只为一种手段，而改革社会，保障人权的工作，却是「民族革命」的真实内容。日后（
1922年5月），他在婉拒孙中山要他北伐的电文中说：『乃知所谓革命之结果如此，重累吾民矣！』〔华字，1922。5。4〕炯明于谘议局第一次常年会即提出「停止就地正法」的议案，这也是因为他年前曾领衔控告惠州清乡督办，滥用就地正法之权，杀人三千余的残酷行为。做控告状之前，炯明曾亲自下乡调查，亲切的体会到「死者不可复生，一有冤抑，情何以堪」的凄惨情况。炯明注重社会改革，1911年辛亥惠州起义之时，叫其部队做循军，因惠州古名循州，并用井字旗号，取古代井田之意〔莫纪彭1997，9〕。
在经济思想方面，炯明无疑地受到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响，在整顿广东盐务的议草里，他指明「官办不如商办之有把握」，并且建议各粤盐的专卖区域内，应「寓有自由竞争之办法」。当谘议局进行整顿商办粤汉铁路之时，炯明被推为章程起草人之一，但他强调「本局代拟章程，必得股东承认，方生效力」。对于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，炯明在早期就已表露出他的态度，是与西方民主国家相仿，实事求是，不受任何教条式的拘束。
譬如，在审查会对「酌提尝产，举办家庭工艺议草」的报告书中，有「听其自筹自办」一句，炯明表示反对，认为官方应予以干涉，否则，「听其自筹自办」，根据过去经验，即为永无举办之日。可是，在讨论「设立游民教养院议草」之时，炯明则认为教养院是一慈善机关，官方不应干涉。上面试从炯明的「行动」，来探索他在辛亥革命以前的革命思想。所提出的「民族革命」，「社会改革」，和「人权保障」三要点，也可以说是有关「民族」，「民生」，和「民权」三方面上切实的革命工作。但不是用来作宣传工具的「主义」或「口号」，而是「中国革命」的真实工作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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