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. 『集体谈判』与工会的勃兴
────实行『集体谈判』来调解劳工纠纷，比美国要早十二年。陈独秀于六一六事件陈孙决裂的前夕，曾到广东惠州游说陈炯明，劝陈加入共产党，领导华南发展。独秀强调要干不能徒恃军队，广大的工人群足负很大的任务。竞存表示反对，他认为现阶段中国劳动运动只宜作「劳工教育运动」，最不好是拿劳工做政治本钱，这恶风气一开了头，往后将不可收拾。〔梁冰弦1951，39〕究竟什么是「劳工教育运动」呢？炯明对之有何解释，目前没有记录。但是，从他在1921，22年间扶助劳工的切实工作，可以体会到它的真义所在。这一段掩没已久的史实，在下面作一探讨。
粤军回粤后六个月的1921年5月里，广州市机器工人酝酿罢工，在其请愿书里，开头便说：窃维近日社会主义倡行，平民政策实现，敝工人感受世界最新空气，觉祖孙父子积数十年所受资本家之刻酷待遇，极为不平，亟应改革。〔华字1921。6。2〕这个比较温和的口气，再过六个月后，就有巨大的转变。
广州革履工会于11月发起组织「工会同盟」，在其规章里，列有如下信条：「否认资本主义，否认私产制度，尽力于生产的劳动，劳动者直接支配生产机关，及直接享受生产物』〔华字1921。11。21〕。显然的，这时候广东的劳工运动已受到苏俄的影响，卷入政治的漩涡，趋向阶级斗争的路线。
炯明于6月8日调解机器工人工潮的会议席上，对厂主与工人的代表们发言说：机器罢工问题，已发生多日，久未解决，殊于大局有碍。兄弟前（ 5月31日）已拟就调处办法数则，闻诸君亦各相持不让。故特再请诸君来商一解决之法。诸君无论为东家（指厂主），抑为西家（指工人），均有密切之关系。今之东家，有由西家出身者，亦有西家将来为东家者。如兄弟今日为省长，下职后，或退而作工，而诸君不作工时，或亦为省长。故宜和衷共济，各相体谅，以图进步。〔华字1921。6。10〕这一段话显示出炯明要做的「劳工教育」工作，他认为中国没有显然的阶级，所以不必斗争。
在劳工纠纷中，资本家与劳动者应以东西两家平等的地位，取「和衷共济，各相体谅」的态度，在会议席上解决工资，工作时间，工作环境等等纯粹劳工福利的问题，政府则代表社会与全体人民的利益，从中作调解与节制的作用。这也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，劳工运动所争取得到的「集体谈判」（Collective bargaining），解决劳工纠纷的主要工具。即以美国来说，要到了1933年罗斯福总统任内所颁布的著名「国家工业复原法」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）内，才明文规定工人有组织工会，雇主不得干预，而有与雇主作「集体谈判」的权利。
炯明于1921年便以政府代表的身份，实行这种办法来调解劳工纠纷，比美国要早十二年！炯明在上述的会议席上发言后，让双方代表「讨论多时」，但「迄无结果」。遂把5月31日第一次会议中所拟定的调解方法，再为修改，拟定新方法，其梗概如下：（一）每日作工时刻定为九时。原定八时者仍旧。（二）每年例假日定为八日，照给工资。星期日休息，不给工资，如开工，则以双工计。（三）工价拟定五毫以下者，加四（四成，即百分之四十）；五毫以上至一元者，加三；一元以上至二元者，加二；二元以上者，一律加一。
厂主与工人的反应如何呢？《华字》报导说：第一事双方似无异议，但东家方面，主张须另订作工细则，始能照办。而西家方面，则云尚须向同业布告。第二第三两事，在众方面是仍未满意。然以上三种方法，以九时制为根本。今时刻既双方均无异言，则其他例假日问题，不过枝节，当较他事为较易解决也。
又工人方面，最注重者为公用各机关，如三大铁路及电力公司，自来水局，造币厂，士敏土厂等处。今陈省长既已一律令其遵守所拟办法，则罢工问题可谓已得完满之答覆。此外河南各商厂总尚有一二小问题，尚须研究，然解决亦指顾间事。如此滔天泛滥之罢工潮，得以最和平之手段了结之，不可不谓粤局之大幸也。〔华字1921。6。10〕机器工人于6月13日复行开工，《华字》于15日评论说：『此项风潮现已宣告结束，其结果仍是工人占胜利也』。
广州机器工人罢工风潮完满解决，成为创例，其他如三大铁路（粤汉，广九，广三），电力公司等处，也相继接纳类似的条件。1921，22年间，广东呈出一片「太平盛世之气象」，未尝没有其原因的。黄炎培在其所着的《一岁之广州市》里报告，说广州「一方提倡工会，一方劝戒罢工，同时盛倡工人教育，设立工人补习学校」。当时向政府正式注册的工会，已有一百三十余家，工人过三十万之数。广东省宪的草案中，原有特别保护劳工的条文，后为省议会的多数保守派所删掉。〔黄炎培1922，52─59；「广东省工会法草案」群报1921。3。9，转载于汕尾人物1994，5：12─15；「广州工团组织之经过及其派别」载于华字，1925。2。10，2。11，2。12，2。14〕从炯明的行动，可以体会到他所说的「现阶段中国劳动运动，只宜作劳工教育运动」的真义。
换言之，在法治政制尚未确立之前，他不要劳工卷入政治的旋涡，给政治野心家利用为政治本钱；他要资本家与劳动者取「东西」两家「和衷共济，各相体谅」的态度，以「集体谈判」的办法来解决劳工纠纷问题。这不但能为劳工谋真正的福利，而且可以促进中国早日走上法治政制的途径上。这也就是炯明于1920年代，扶助劳工运动的一段被掩没已久的史实。
31. 调解香港海员工潮
────以对付纯粹经济问题的方法来对付纯粹的经济问题。1922年1月12日香港华籍海员一万五千多人的工会，因要求加薪，减少工作时间等事不遂，实行总罢工。18日，工潮的重心转移到广州去。罢工海员七千人举行大巡行，先在省长公署前，三呼「陈省长万岁」，后到总统府前，三呼「孙大总统万岁」（时孙中山在桂林率师北伐）。
次日，三千海员列队到黄花岗七十二列士墓前行献花礼，并宣言如果香港船主不让步，全体将赴桂参加孙中山的北伐军，永远不再返回香港工作〔士蔑1922。1。20〕。香港当局认为这次工潮，不是一个纯粹为了经济上的要求，而是含有政治背景的行动。因此坚持强硬态度，袒护船主，意图「粉碎」罢工（
break the strike）〔英8030/242，1922。9。26 ，广州〕。这样两方相持，弄成僵局。到了2月，不但香港的经济情况，而且广州也受到重大影响。（譬如，广州米价膨胀，炯明于2月上旬设立粮食救济处，由惠州广西各地运米接济广州〔士蔑1922。2。11〕）。
2月下旬，炯明面谕交涉局长李锦纶赴沙面与英领事磋商，探求解决办法〔华字1922。2。27〕。炯明一直认为海员罢工，纯为一个经济上的行动，应以对付经济问题的方法对付之，不应目之为政治行动。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詹美生（Jamieson）赞同这个意见，并允亲到香港帮助调解事宜。3月5日，海员代表与香港政府及各船东代表磋商，达十小时之久。6日，海员代表返回广州开会报告，说所提九条件全为船东接纳。炯明被邀请到会致训词。《华字》报导说：『演说词甚长，多是训勉工人之语。陈省长即告辞回署，各工人高呼省长万岁，总司令万岁，欢声雷动，燃放炮竹欢送』。〔华字1922。3。8；群报1922。3。7，转载于汕尾人物1994，5：103─106〕调解工潮成功前两天的3月3日，香港发生警察枪杀工人案，引起激烈的反英情绪。
炯明为「广东公民」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，要求抚恤死者家属。詹美生向北京英公使报告说：本月3日，返家的罢工工人，在英国的领土上（指香港）被枪杀的不幸事件，引起了我在广州从未见过那样激烈的反英情绪。我收到了很多恐赫信。但许多有头脑的中国人对我帮助调解海员工潮的成功，也表示感谢和庆贺。
在这方面，我要正式记录下我对陈炯明将军高度的感赏。他对这事件比谁一样的愤怒，但他尽力去平静大众的情绪，和保护英国人的生命与财产。6日我回到广州，他马上召见我，很有礼貌而很坚决的，向香港政府的行为提出最严重的抗议。他说即使香港已正式向广东宣战，根据国际公法，亦应让广东公民在相当时间内，得平安的撤离香港。
而现在和平时候，竟扣留广东公民，不准其返家乡谋生，这些公民并无犯罪，只是不愿意接收低工资而已。香港政府所为实是不能辩护的高压手段。〔英8030/92，1922。3。11，广州〕香港警察枪杀工人，殉命四人，其家属卒由港政府各恤抚千元，受伤者亦酌给抚恤金〔申1922。3。29〕。
香港海员罢工，拖延近两个月之久，香港商业损失巨大，影响波及广州，澳门等地。事后，北京英公使向伦敦报告，认为广州总领事詹美生与香港总督史塔斯（
Stubbs）两人间的关系，如果能够融洽些，工潮决不会延长至这么久。在其报告里，英公使节录史氏给他私人信中的一段话如下：在谈判的后期中，詹美生颇有用处。
我（港督史氏自称）想他的在场，对工潮的最后解决，确有帮助。但在谈判的初期，我发觉他没有什么用处，他的观点不同，
他盲目的相信陈炯明有诚意相助，他相信这工潮是纯粹一经济上的运动，我想他现在也相信如此。但人人都知道这工潮一开始便是一纯粹的政治运动。我认为陈炯明一直在弄双重把戏（playing a double game），到最后他发觉工潮如果再延长下去，将对他的广州大为不利。这时，我相信他才尽力把这工潮完满解决。我相信詹美生确曾尽力使陈炯明去制止工会，不准其对回港的海员作威胁行动。我也相信詹比任何人，更会成功的令陈炯明面对现实。但是，我不禁在想，如果有个与我们的观点比较接近的人，他可能更会说服陈炯明，令陈知道我们利害相同，而更尽力的把这工潮早日解决。
坦白的说，广州如果更换总领事，我不会感到遗憾。〔英8030/167，1922。4。10，北京〕至于詹美生对史氏的看法，又是怎样的呢？英国公使摘录詹氏给他的私人信中的一段说：『你觉得香港（官吏）如何？这殖民地每方寸土上官吏之多，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要多。工潮发生后两个月才向（
广州英国）领事馆求助，而不得不接受领事馆谈判才两天而得来的结果。他们当然是非常不甘心（ very sore）』〔英8030/167，1922。4。10 ，北京〕。不论英国官方内幕里怎样的评价，炯明以「对付纯粹经济问题的方法来对付纯粹的经济问题」，像他调解广州机器工人工潮一样，以『集体谈判』的方式，解决了轰动一时的香港海员大罢工，结果为工人取得了「胜利」。
32. 创设农会的实验
───使农民与地主，『两得其平』。陈炯明扶助劳工运动的工作，主要是在于鼓励成立工会，代表工人利益，以「集体谈判」的方法，以「和衷共济，各相体谅」的态度，来与雇主谋解决劳工的福利问题。政府则居于第三者地位，代表全体人民与社会的利益，从中作调解与节制的作用。炯明想用类似的办法来实行扶助农民，改善农民生活的运动。他于1921年间，介绍彭湃到海丰任教育局长，并鼓励彭在海丰试办农会。彭湃是海丰人，炯明在漳州时派往日本一批留学生之一人。〔年谱1957，24〕1923年3，4月间，炯明下野后，隐居香港之时，彭湃来访，商议减田租的事。
据陈演生的回忆：『先生（指炯明）主张减为三成，（即减去十分之七）（锺）秀南，（陈）演生主张初次减为六成，二年后再减为三成。先生嫌太缓，仍主一次减为三成。彭满意而归，即根据先生主张，在海丰开始作减租运动』。〔年谱1957 ，31〕是年8月中，海丰农会因减租问题与田主发生冲突，王县长以农会会员黄，杨等人「聚众扰乱治安」，予以拘留，并解散会所。时炯明在老隆，彭湃奔往谒晤，请示办法〔彭湃（英译）1973 ，89─93，100─106〕。
同时王县长亦电炯明报告经过情形。炯明即电覆王县长，饬立即释放会员，并令组织「农租公判会」，以解决田租争执问题。覆电中表露出炯明对扶助农民运动的政策：此次风灾，农民失收，要求减租，势所使然。虽旧例业佃可以分割，但事实上多难做到之处。体念灾民，业佃双方均应酌得其中。该农会不分丰歉，定三成一律还租，
殊属卤莽。转滋争端，现应由该县组设农租公判会，谕业佃各出代表三人，由县请公正乡绅一人为会长，布告业佃周知，遇有收租争执事宜，应投告该会，请其公判。业主不得苛勒，佃户不得藉灾图免。
均照实地情形，期于两得其平。查有吕铁槎先生，老诚公正，堪以称职。所有会中应需费用，由县作正开销，限月办完，即行撤止。至黄木，杨其珊等，查非聚众扰乱治安，现经拘押有日，应予省释，以免酿事。乞谕知海丰农会，业户维持会遵照办理可也。〔华字1923。9。19〕可见炯明创设农会的目的，是为了代表农民利益，有与地主作『集体谈判』之权，使农民与地主的纠纷，『两得其平』，这样不必阶级斗争，而奠下现代化民主法治国家的基础。
但是炯明料想不到日后彭湃利用农会，组织农民暴动，成立苏维埃政府，走上阶级斗争的路线，卷入政治的旋涡。1924年孙中山宣布「联俄容共，扶助工农」的政策，彭湃即加入孙中山的阵营〔锺贻谋1957，30─38〕。1929年，彭在上海为国民党所捕杀，是成为了共产党的烈士，「两党之争」的牺牲品！陈，彭短期目标一致，但长期目标则不相同。彭是共产党，以共产革命而赤化中国；而陈是主张中国本位主义的。这是后来共产党也始终在批评陈的主因所在。
33. 陈炯明与中国致公党
────从一个海外华侨最大的秘密会社，改变为有明确民主方针的公开政党，是世界历史上民主运动之一创举陈炯明逝世时，所得挽联挽章，共达数千之数，过大半数是来自香港，和海外南洋（东南亚），南北美洲等地。其中署名后学女弟子黄桂枝等十六人的挽联说：实现女子参政，树立东亚先声，革命具远大眼光，拈丝愿绣平原相。首创华侨议员，不愧民国元老，至死呼共和口号，纪念应同三保公。这里『实现女子参政』与『首创华侨议员』两句，是指广东光复后，炯明拟定临时省议会组织条例中，曾有设立华侨与女子议员的创举。〔华字1911。12。11；美104 5，1912。1。4 广州〕。
辛亥革命时，炯明在广东的活动，得到南洋华侨的支援最力。南洋一带的华侨，有大部分是粤东（惠潮梅地区）移民，谋炸李准殉难的林冠慈和陈敬岳都是粤东南洋归侨。惠州之役，大批军械运自南洋，炯明的革命军里，也有不少南洋归侨。第一次讨袁失败，炯明逃亡南洋两年多，与当地侨胞更有深切的关系。至于南北美洲的华侨，炯明亦早有联络。美国加州洪门领袖黄三德挽陈联中说：为洪门再建功勋，是老友心期，岂料中途遽撤手。当民国初年时候，在它城夜话，不堪往事溯从头。
炯明于1922年，六一六事件发生后，重回广州执政时，即拟组织新政党，冀求以政治和平方法，
以贯彻其联治统一的主张，联治派国会议员褚辅成曾南下广东，商议起草党纲事宜〔华字1922 。10 。19 〕。19 25年底，粤军在东江与在广西唐继尧的滇军，相继被蒋介石及其广西盟军李宗仁所击败，联治运动便失掉了两个主要的武力支持者。
是年双十节日，其前身为前清洪门秘密会社的「美洲致公党」，在美国旧金山（三藩市）正式改组为「中国致公党」，并举炯明为总理，唐继尧为副总理〔年谱1957，35 〕。先是，1925年2月炯明派遣代表陈应权，叶少石二人到南北美洲联络侨胞，
28日抵加拿大维多利亚城(Victoria)，当地致公堂开全埠侨民欢迎大会，到会者千余人。
当时侨胞痛恨孙中山西关屠城，赤化国民党，群情激奋，因此议决「组织新政党，反孙迎陈」的五项要案：（一）华侨赞成联省自治；（二）举陈炯明为新党首领，组织政党；（三）筹助粤军饷项；（四）设立航空学校；（五）选派代表回国，徵求陈氏同意。〔华字1925。4。22〕1925年双十节日致公党在美国成立，极受舆论注意。
香港一西报评论说：『报载美国三藩市之致公党已选举陈炯明为其党之领袖，并通知陈氏其选举的结果，请求陈氏早日就职。致公党原本不是一个政党，是美洲华侨所组织最大的一个秘密会社，叫致公堂。在广州西关屠城事件发生之前，致公堂一直是孙中山忠诚的支持者。现在陈炯明被选为该党的领袖，实不足奇，因为现在中国没有比陈炯明更为华侨所知，而尊敬的人』。〔士蔑1925。11。16〕1926年初，东江战事结束，炯明与福建督军周荫人安排解散粤军的善后工作后，即退居香港，专心致力于致公党党务的发展。
2月，把党的活动中心从三藩市移到香港；
20日，成立香港「致公俱乐部」（因英国政府不准华人在港设立政治性的机构）。委杨达波，锺秀南为正副主任；徐公整，陈天球，陈演生，俞华山，陈益廷，曾仲伟，黄伯群等为委员。开始推进党务到南洋地区，团结东南亚，南北美两洲华侨入党。炯明亲自拟定党的宗旨，并制定党纲概要，又与陈演生等拟订驻港支分部暂行章程，从事登记党员，半年之间，陆续登记者十余万人。
同时派员往澳门，广州湾各设支部，南洋吉隆坡，麻六甲，芙蓉各埠，闻讯纷请准设支部，并派员前往指导工作〔年谱1957 ，36〕。因为国民党实行『一党专政』，当年致公党只能在上海，天津，厦门等地的租界设立支部。致公党主张建立联邦制政府为统一中国之原则，反对国民党「一党专政」的教条，而赞成多元化的民主议会政体。
其政纲概要提出有关政治，经济，财政金融，军事，外交，教育文化，社会，侨务等要旨六十四项，兹节录主要数则于下：
(一). 实行民主政治应切实保护人民身体，行动，居住，迁徙，学术，思想，信仰，言论，出版，集会，结社，通信等之基本自由。凡侵害此项基本自由之一切法令，制度，机构，应即取消。
(二). 国内各民主党派，一律处于合法平等之地位。
(三). 为保护民主政治，必须建立各级议会，行使各级民权。议会代表应由实行普选制度产生。中华民国公民之选举权与被选举权，不受财产，教育，信仰，种族等限制。
(四). 由普选产生之人民代表所组织的「国民大会」，有制定宪法，及行使宪法所赋予之权。
(五). 实行中央地方分权制，以县为自治单位，省为最高自治单位。各省人民代表大会得自制自治法，但不得与国宪法相抵触。省，市，县各首长应实行民选。
(六). 自治之实施，本党认为都市宜以职业团体为主要之基础；而乡村则宜保存其原有之地理单位。一切「自上而下」之部勒，均应废除，而代之以「自下而上」之自动自发的组织。
(七). 保障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，并专重其固有而现存之文化，言语，信仰与习惯，并得根据其大多数人民自由意志，成立一民族自治组织，或数民族联合为一单位的自治组织。
(八). 确立文官制度，实行年功加俸，以保障公务人员之地位与生活。
(九). 实行提审制度，及冤狱赔偿制度，军法制度尤应切实改正。
(十). 经济建设，须有全国性计划，以谋发展之平衡与配合之妥善，惟计划之订定，必须依照民主方式。在计划规定之下，人民须有充份经济企业之自由，除保护劳工及防止法律独占以外，不得再有其他之限制，本党认为经济民主应以此为起点。
(十一). 土地问题，必须用和平合理之政策，速求解决，以谋土地之合理使用及其生产力之增加。农村土地问题之解决，应从保障佃权，限制佃租入手，扩大农贷，简化贷款手续，严禁高利贷及其他盘剥；进一步由国家徵租或发行债券，徵购非自耕土地，分租与农民；同时并应因势利导，通过现代农村机械之集中运用，以渐进于土地之集中使用。在政策施行之际，一面须能切实解决农民之痛苦，一面仍须保障地主之合理收益；并致力引导土地资本投入生产事业，以消除目下土地资本与商业资本循环发展之弊害。
(十二). 求减少天灾，发展地利与提高农民生活，本党主张大量兴办水利，及推广农村动力之适用，并就地形区域之条件，采用现代经营方式，利用科学方法，以谋农产质与量同时提高。农村副业必须力求改善与扩充，并鼓励合作组织经营农产，加工及运销，以增加农民之受益。
(十三). 财政公开，励行决算，预算，会计独立制度，紧缩支出，平衡收支。
(十四). 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。
(十五). 实行军队国家化，在民主政府之下，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拥有军队。
(十六). 外交必须公开，任何秘密条件与协定，概属无效。
(十七). 教育文化事业，应在不违反建国目标原则下，任其自由发展。人民须有办理学校及文化事业之完全自由，政府且须奖励之并补助其经费。
(十八). 保障人民有工作特权，政府应依据国家建设及人民生活之必须，订定全部就业计划，并动员一切力量负责求其实现。
(十九). 国家对于愿意从事工作之失业人民，及失去工作能力之老弱残废，应负切实救济之责。
(二十). 实行社会保险制度，以谋社会之安全。
(二十一). 实行劳动法，改善劳动条件，规定最低工资。
(二十二). 工会，农会，鼓励其依法自动组织。其他政治社会力量，只能从旁协助，而不应加以控制与操纵。
(二十三). 恢复并协助海外各地侨胞的教育文化事业之普及与发展，并奖助侨胞子女回国就学.
(二十四). 增加侨胞国民代表名额，以扩大侨胞之发言权。
〔《中国致公党修订政纲意见书》，原稿存笔者处。〕细观这些二十年代中国致公党所提出的政纲要则，与现代欧美民主先进国家里，在政治上，经济上，社会上所实行的种种措施相比较，不能不有所感叹。它所反向出的是革命先烈邹容在其《革命军》书中所建议「建立以美国为模范，加以适应中国传统和国情的修改」的现代化的民主联邦政制，也就是辛亥革命以来，中国人民所冀求而至今未能实现，「五族共和」的民主共和国。从一个海外华侨最大的秘密会社，改变为有明确民主方针的公开政党；联合东南亚，南北美两洲侨胞的力量，以促进祖国多元化的政治体制，确是世界历史上民主运动之一创举，这也可以算是炯明晚年时期最显著的成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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